钱穆：国学大师的静气与豪情

　　国学大师钱穆生于1895年，卒于1990年，高寿九十有六。钱穆一生著述不辍，晚年目盲，不能握管，则由其口述，夫人记录成文，他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写就的，他身后留下了54册、1700万言的皇皇巨著。

　　清代学者李恕谷说：“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钱穆之不朽与他弟子的大力揄扬是分不开的。当代史学大师严耕望、余英时都出其门下，钱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各据港台、欧美名牌大学之要津，想要钱穆身后寂寞也难。

　　坚持禅修 自学止观

　　钱穆体弱，于秋季常常生病，他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书时，正刻苦自学，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例子，每天清晨神清气爽之时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则读史籍。所以生病常常会打乱他的学习计划。

　　一日，他无意中读了一位日本人写的书，说不长寿乃人生的一大罪恶，所以应努力讲究日常卫生。当时他正读陆游的诗，陆放翁晚年的作品让他“心中大奋发”，他觉得人不高寿乃是人生一大耻辱、大惩罚，由此下定决心，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他此前已经开始修习静坐，自此更加勤勉。

　　钱穆的静坐方法学自天台宗的《小止观》，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详细记述静坐的经过和静坐时的感受：

　　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余性燥，愈禁愈起，终不可止。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返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返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乃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清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大解放，快乐无比。如此每坐能得此片刻即佳。若能坐下全成此一片刻，则较之催眠只如入一睡境中者，其佳更无比矣。余遂益坚静坐之功。

　　《小止观》又名《童蒙止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是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为他未出家的哥哥陈鍼所写，囊括了天台三大部之一的《摩诃止观》的精要部分。该书之《调和第四》不但对静坐论述甚详，而且还讲了调食、调息、调心等种种法门，很是简便实用。

　　钱穆按照《小止观》的办法静坐，很快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效用。据其自述：“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唤其停靠。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静坐不但使钱穆的身体由羸弱转为强健，而且对他的心理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领悟到人生之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而心虚、心静正是学者渴求的。(其自云：“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若心中自恃有一长处即不虚，则此一长处，正是一短处。余方苦学读书，日求上进。若果时觉有长处，岂不将日增有短处?乃深自警惕，悬为己戒。求读书日多，此心日虚，勿以自傲。”)

　　1938 年，钱穆撰述《国史大纲》时，寄居云南宜良岩泉下寺，周四乘火车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周日返回，平时就在住处读书、写作。看似单调的生活，他不以为苦。寒假期间，汤用彤和陈寅恪来宜良看他，陈寅恪对钱穆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越明年，钱穆返回苏州，居于名为耦园的一废园中，该园面积广大，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又幽静怡神，钱穆在此完成其另一名著《史记地名考》。可知，静坐对钱穆的学术事业助益良多。

　　盛唐禅门 不世豪杰

　　钱穆先生能虚其心，亦能豪其情，常以佛门之静气，论盛世之豪杰。他在《国史新论》中讲到：

　　唐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更大贡献，还不在政治，而转更在宗教上。要考察衡量唐代的知识分子，还应该着眼到一辈佛门弟子。人人尽知如玄奘，可不提。更要的是天台、禅、华严三宗。我们尽可说，他们已创造完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上，在意态上，实可算得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我若遇如来，一棒打死，与狗子吃”，那是何等话!在后代被目为狂禅，在当时非有绝大理解，绝大胆量，不敢出此语。魏、晋以下的中国佛教徒，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其内心实在并不是没有一番宗教的热忱。但难能可贵者，在其宗教热忱中，仍不丧失其清明之理智。而二者间又能调和得当，并行不悖。若细细分说，六朝僧徒，热忱尤胜过理智。隋、唐则理智更胜过热忱。但若在其理智背后没有那一番热忱，也说不出“打死如来给狗子吃”。

　　我们若一读西方宗教史，尤其马丁路德宗教革命以下一段不容忍的长期大流血，回头来看中国，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宗教大革命，只在寂天寞地清天宁地中轻松滑溜地进行，那是何等伟大的成绩!中国知识界，精神气魄最活跃的时代，第一自推战国诸子，第二便该轮到唐代禅门诸祖师。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又一新典型，值得后代仔细研摩，竭诚崇敬。直到宋代人还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这是不错的。唐代第一流豪杰，全走进禅寺中去了。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较之同时门第在俗中人，在政治文艺诸方面的成绩，深刻伟大得多。我们若细籀禅门诸祖师的言论风采，讲堂故事，我们可以说他们实在当得起豪杰二字。唐代知识分子，全带有豪杰气。

　　若我们真了解佛学在唐代的风声力量，再回头看韩愈，他自比孟子，昌言辟佛，也实在真够得儒门一豪杰。那些都该在其精神气魄上来衡量，来领略。战国学者有豪杰气，三国有豪杰气，那些都是乱世豪杰，唐代则是盛世之豪杰。盛世豪杰难认，而隐藏在深山和尚寺里的豪杰更难认。慧能、马祖之类，真都是不世豪杰。没有他们，下半部中国史必然走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