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峰和尚听说爱徒真的要走，反倒老泪纵横，亲自把他送到镇江金山寺挂单受戒，改拜该寺方丈长净为师，要求长净法师对宗仰多加关照。长净看宗仰果然颖悟非凡，一见之下，格外喜欢，于是对他也加力培养。宗仰在寺内学习日、梵、英等文字，以后又到南北名刹朝山进香，宗仰得以游齐鲁，历燕赵，继而循海过越南至闽粤，遍历各省名山大川。每到一处，领略江河秀色，山川灵气，总是赋诗作画。气益豪，诗益壮，画益进，爱国之心也更加炽烈。1899年他回到上海，这番游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与胸襟，也陶冶了他的画意诗情。

　　宗仰和一切“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仁人志士一样，始终以其炽烈的情怀关注着世间风云。虽身系佛门，心未忘世。他在佛学思想上提倡华严、唯识二宗，认为此二宗能使国民具有勇猛、无畏之气概。在此佛理的认识基础上，他在自己的诗画中注入爱国激情，抒发对身处末世国运的忧愤感怀以及“重救沉沦”和“乘时崛起”的胸臆。

　　宗仰到上海后不久，戊戌变法失败。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祖国河山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忧心如焚。1899年，他与唐常才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救国会，后称“回民公会”，即包括士农工商的爱国团体。当时俄国图霸满州，逼清政府签订密约。回民公会和一些爱国志士举行集会，宗仰登台演说，其情辞恳切，动人心弦，令听者动容。会后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密约。

　　1900年，八国联军攻下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当政者固然昏庸腐朽，而海内偷安嬉戏的人又比比皆是，宗仰对此十分痛心，于1901年作《庚子纪念图》，以寄托他的愤慨和沉痛，并且希望观者勿忘国耻，应该知天下兴亡之责， 群策群力， 报效祖国。他在自序和题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难倾铁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该诗和画发表后，轰动朝野，仁人志士题咏达40多首，合刊行世。一时“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成了当时国人的共同呼声，宗仰的爱国名声也传遍海内。

　　宗仰一直有感于我国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上下绵绵历数千年，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的民族。所以一直倡导国民道德。所以，他一直推崇华严宗。华严的理论，在普度众生，使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于人，毫无自私之意，是极端纯粹之道德。法相宗的理论，万法唯识，一切有形色相，无形法尘，都为幻见幻想，空无所有，是极端清净之道德。

　　在宗仰看来，一个人如果具有华严宗的利他精神，法相宗的自净其意的品格，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在佛上，佛在心间，人人不做违心之事，丧心之事，则良心常在。象这样道德的根基，不期立而自立。有鉴于此，他特别提倡教育，在俗僧两界，他都特别注重培育人才，以启迪民智。宗仰为此不辞劳苦，将自己的热情倾注于奔走办学之事业上。

　　1902年，他和蔡元培，章太炎，蒋智田、吴稚晖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这是一个以爱国教育和推翻清政府为己任的革命团体，宗仰被推为会长，蔡元培为事务长。教育会最初的目的是要通过改良编制教科书，向青年灌输新教育，认为振兴中华，推翻满清，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入手。第二年，帝俄入侵东三省，我国留日学生因为组纵“拒俄义勇队”被遣返到沪；同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反对校方禁谈时政而罢课，校方用高压政策，迫令二百多名学生退学。

　　为收容退学青年，宗仰又设法募捐，成立了当时号称“东南革命大本营”的爱国学社，收留从日本、南洋公学及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学生。在此之前，他还创办过一所爱国女校。这几所学校都是完全新型的学校。这年的五月，宗仰还资助浙江大学堂退学学生组织“新民塾”。

　　宗仰以他的特殊身份和他与犹太富商哈同的华籍夫人罗伽陵的佛缘关系，利用“哈同花园”的“安全区域”，为先后到达上海的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苏曼殊、李叔同、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提供活动场所。

　　说到底，一个人无论在僧在俗，都不过是选择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藉此来主宰自己的生命，做到来去自在。而无论在俗在僧，那些真正热爱生命的人都不肯流减生命中的热情之火，虚度此生。而是以适宜自己的方式将生命挥洒得更为淋漓尽致，从而迈向光明的境界。故前辈高僧都能在告别生命圆寂时平静、安详，实在是他们感到自己在世时的苦行无愧自己，无愧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