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德相

　　圆瑛法师是中国现代著名高僧。他一生爱国爱教，为法为人，宗说兼通，台贤并重，禅净双修，解行圆融，是佛教界为人宗仰的一代楷模。

　　圆瑛法师生于1878年，是福建古田县端上村上，俗姓吴。圆瑛小时候即能过目成诵，聪颖过人。17岁之时，便觉人生如梦，便想舍俗出家，被他的叔叔极力阻拦，没有能够如愿。18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更加坚定了出家的决心，于是到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县梅峰寺增西和尚为师，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自号一吼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等。19岁时到鼓山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圆瑛法师在出家受戒后不久，就显出过人的智慧。他参方访道，游历名刹。他先在鼓山安居，亲近妙莲老和尚，学习律仪。半年后到大雪峰寺，亲近达本老和尚。圆瑛法师在寺里修习苦行，勤于劳动，受到众人的好评，他任饭头、菜头之职有半年之久。21 岁时，他到常州天宁寺亲近冶开老和尚，修习禅定五年。后又随宁波天童寺寄禅老和尚习禅六年。以后又一一参拜了通谛、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令人称奇的是，圆瑛法师每到一处，听经不过几天，座主法师就允他重讲。圆瑛法从容演说，辩才无碍，大众非常惊异，赞叹同声。后圆瑛法师研教观，究向上，悉心学习，终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令海内外善信同仁共仰他的风范。后来圆瑛法师又不辞劳苦，朝礼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佛教名山，得到很多感应，虽然饱历风尘，辛苦无比，然而即事会心，得大成就。

　　法师曾在天宁寺，带病参禅于禅七中，忽然定境现前，顿觉身心异常清廓，作一首偈云：

　　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

　　洞彻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

　　从此以后对于以前不曾明了的经论，一一透彻。但法师并没有对已达到的境界而心生自满。26岁那年，又到宁波的天童寺亲近寄禅老和尚，从他习禅。28岁的冬天，在禅七中，又出现定境，比前时更胜。一时身心俱空，湛寂圆明。又作偈：

　　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

　　始悉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

　　此后法师的慧业日日有所增进。到了36岁，读永明、莲池两位大师的著作，深信念佛法门。寄禅法师禅净双修四十多年，并在 1935年秋天，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以此作为讲经弘化净土的道场，并组织圆明莲池念佛会，高扬净土宗的宝炬。日本学者道端良秀在他所著的《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对法师弘扬净土宗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圆瑛法在净土宗方面也有着伟大的成绩，继云栖大师之百年后，在弘法和著述中，作了巨大的贡献。”

　　佛法，是从一般的恋世的自私的人生，引向出世的无我的人生，即从家庭而向无家，从自他和乐而向自心净化;再从自心净化而回复到自他和乐，从自他和乐中净化自心，从自心净化中增进自他和乐，实现国土庄严，这是净化自心与和乐人群的统一。所以，菩萨行的真精神，是“利他”的，要从“自他”和乐的悲行中去净化自心。这就不能专于说教一途，应参与社会一切正常生活，广作利益有情的事业。所以，佛法是从利他行中去成佛。圆瑛法师亦是如此，他从宏观处着眼，认为要弘法利生，必先振兴佛教自身。他深感中国佛教界，如不加强团结， 完善僧团组织，结集成强有力的组织，对内对外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法师毕生毅力于佛教的组织工作，希图通过加强佛教组织来振兴佛教;形成和乐清净的僧团，能适应现代社会环境而获得社会的信仰，能净化身心而得个人的解脱。不忽略社会，不忽略自己，在集团中实现自己，而佛法也就达到 了“久住”的目的。早在1907年寄禅和尚住持宁波僧教育会时，圆瑛法师就极力加以襄赞，多方面加以筹划。1928年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议决成立中国佛教会，这时才有了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自这时开始一直到抗战后，法师曾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或理事长。全国解放后，又与赵朴初、虚云、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框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被选为首任会长。圆瑛法师献身于佛教界的团结工作，任劳任怨，负责全国的实际的护教和教务工作，得到了全国佛教徒的崇敬和爱戴，同时也获得了国际佛教界的尊敬。日本人道端良秀在他的《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对法师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中肯而符合实际的评价：“圆瑛法师在民国初期着手筹备中国佛教会，经公开选举，由他担任会长，各省曾分设分支机构，直接开始进行各项活动，请求政府改正以提取寺产办学目的的《寺庙管理条例》，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于民国18年11月改为《监督寺庙条例》，清除了对寺庙的直接迫害。”

　　圆瑛法师的行为一切都是围绕着护法而行的，护法必须先从佛教组织及僧伽自身做起。所以，法师不遗余力，培养僧才。在 1909年初法师住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除扩建寺宇，积极整理寺务外，也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历时多年，培养出了许多人才，后来到了南洋的槟榔屿，又创办了槟城佛教研究会。以后又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至今海内许多著名的大德高贤，有许多人是从这些学院毕业的。

　　教化众生，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讲经弘法，使佛法的深妙义理能通行于世，为众生所领悟，让佛的精神流入人的心里，进而使人与人之间在佛光的普照下，和乐、清净、安详。去掉导致人们争斗残杀的私欲烦恼。所以法师从未忘记弘法讲经，把弘法视作家务。圆瑛法师于31岁时开座讲经，几十年来，讲席遍及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并远及南洋、新加坡、槟榔屿、苏门答腊、日本和朝鲜。他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乃感普贤菩萨暗中摩顶安慰。然后又精研大乘法宝《首楞严经》数十余年。他自己曾说到过，当年为钻研经中的深奥疑难之处，他就把其中不懂的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逐条静坐参究。明白一条，就扯下一条。达样有八年之久，一墙的不明白之处，全都扯了下来。对一部《愣严》，痛下了这样的功夫，其中的义理，自然通达无碍。他一生讲这部经有十三遍，每讲必作充分准备，不断地从此经中开发出新义。圆瑛法师一生讲经，所开大小讲席达数百座，皈依到他座下的弟子数十万人，影响非常深远。

　　圆瑛法师由于多年弘法，声名远扬，德高望重，各地名山大寺，纷纷礼请他做住持。法师一生十主禅林，领众学修。他所到之处都是清规整肃，海众安和。他曾先后住持过福州雪峰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福州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佛教历史名刹。法师每到一处，都进行不用程度地整修，既为佛教徒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又保护了国家的文物古寺。如大开元寺的两座石塔，是世界闻名的胜迹，20年代圆瑛法师住持该寺时，塔身年久失修，多有破损，有倾倒的危险。圆英法师经努力劝得几位施主檀越布施净财，将塔进行了修复和加固。更为难得的是法师每住持一寺，都严于律己，故僧众都能恭敬肃然，和谐有序。他在住持天童寺时，曾对众宣誓：“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一次，有人不慎造成火灾，烧毁了九处五十多间大屋。法师作为方文，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亲自四出募集资金，予以修复。在全寺僧众和十方信士的协助下，天童寺很快修复如初，且更为壮观。1929年，法师住持福州雪峰寺期间，适逢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到此山访问，并记述了对法师的印象：“和尚很有骨气，一见有豪杰之风，并富有统理大众的才干。”足见他对圆瑛法师的推许和敬仰。

　　法师特别重视社会福利，将其作为他弘法利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除了到处讲经说法，以法布施，使佛理深入人心，成为人之精神依托以外，还特别重视福利国的施好，做到财法二施并重。他以救助人的物质困迫为己任，解救众生之苦。不但救心，而且还救身。民国初年，他开始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创立僧民两校。僧校用以教育出家的青年，民校用以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他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兼施以工读，多方面来培养，得到社会的好评。1923年法师在南洋讲经时，遇到星州的转道、转物两位和尚，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以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法师亲主其事，教养兼施，按照普通学校设置学科，慈儿院免费供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课本、纸笔等。1926年，法师为给慈儿院筹集资金，再次远渡南洋群岛讲经，筹得巨额资金，使慈儿院得以维持。慈儿院从筹建到建国之初将近三十年的岁月里，收容和教出的孤儿数以千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法师的所作所为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他并非以自己对佛法的领悟理解而囿于独善其身，而是以自己的些微点滴救助世间的百姓，兼善天下，使他们解脱苦难，感受佛光的普照，从而激发起对佛的信仰，使佛陀住持世间。

　　圆瑛法师是发扬农禅传统的高僧之一。他的目的是通过僧人的劳动来达到自食其力，不依赖于社会。农禅学风是从唐代兴起的，中唐的百丈怀海禅师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来要求自己，成为佛教千古流传的光辉典范。 1909 年，圆瑛法师在宁波创建接待寺道场时，亲自操理百多名僧众的衣、食、住、医药等。遇到经济困难时，愁得连饭都吃不下。有一年春节快到了，寺内过年的东西还没有着落，圆瑛法师赶快到宁波城里想办法，运回一大车过年的东西，寺里的僧众无比感动，都流下了眼泪。还有一次，他为寺里购运柴米，亲自撑船，不料船翻落到水中，圆瑛抓住船帮随船漂了很远，才被人抢救上来。寺里吃水困难，需要挖井，他就下井淘泥。房子坏了，他就上房修补。盛名之下，他并不养尊处优，还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圆瑛法师的优良品质还在于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时，决不为了自身的清净袖手旁观，而是出于人间情怀，积极救助。且在国难当头之时，通过对佛法的阐释来鼓舞士气，将佛陀的勇勐无畏的精神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中去，。1931年，法师担任全国佛教会主席，“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法师当即代表中国佛教会通告全国佛教徒修建护国法会，并致书日本佛教界，“我佛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和世界之和平。”他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并写下了忧国忧民的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表达了他虽皈依佛门，然仍未忘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