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技术哪家强？台湾和尚

　　60秒读懂专题：只有在去除行政管制和单一宗教协会垄断后，佛教团体才会因信徒市场的竞争而反省传统放生行为、因社会的批评而改进。而只有在自由环境下发育出的专业化、规模化教徒团体，才能有效率地关切放生活动中动物风险的控制，主动与技术人士合作，累积控制风险的经验和技巧。

　　导语：继2008年“南北岭社区村民被放生的群蛇骚扰”、2014年春“大批放生鱼类在崂山水库死亡”的记录之后，近日又有人在社交网站上称青岛崂山区的山上有数十只被放生的狐狸濒临饿死。中国大陆近年频现的放生动物大批死亡事件、社会公众强烈不满，这些在三十年前的台湾也曾出现。但不同于大陆同修，台湾佛教徒团体们的应对显然更加得当。
 

　　去除行政管制，佛教团体才会回应社会对粗糙放生的批评。1980年代末台湾“中国佛教会”丧失垄断地位后，台湾佛教徒团体对传统放生才开始反省

　　宗教社会学的领军人物罗德尼·斯达克在2003年的论著指出，单一宗教团体垄断一个宗教环境的能力取决于国家使用强制力管制宗教的程度，国家强制力越大，越可以垄断，国家强制力越小，宗教环境就越多元。所以政府强力管制下的宗教团体不会有动机回应社会的批评。以台湾经验相佐证，可以认为这个观点确是卓见。1980年生态保护思潮就在台湾兴起了，但要在八十年代末期台湾政府“解除戒严”、“中国佛教会”丧失了对台湾佛教教团的垄断控制后，佛教徒团体内部反省传统放生行为的声音才逐渐出现，各个寺庙和教团才主动对动物保护界有回应和合作。因为台湾当时的宗教场域渐渐转变成自由竞争的型态，不再有单一官僚组织满足所有佛教徒的需求。

　　有自由竞争的宗教环境，自然会有主营放生的教徒团体以专业化、技术化、企业化的方式对放生这种宗教实践进行精细改进

　　罗德尼·斯达克的更大创见是将基础的市场理论框架引入宗教社会学分析中，按斯达克的理论，自由竞争下的宗教环境，自然会和商品市场一样，将各种宗教行为自然培育出“商品区隔”，并发育出技术化和企业化的教徒团体。台湾的现实情况与此相去不远，台湾是宗教自由竞争的地区，为了突显自己的团体特色，除了一般的教义和仪式活动，几乎各个宗教团体都有自己主要的核心特色活动和信徒们作接触，比如“慈济”以致力于专业慈善、救灾事务为特色，而“中华护生协会”等就以专业精细的放生活动作为主营区位，再以企业化的方式传播教义。这些或许不是刻意营造的效果，但的确都是在自由环境以企业化经营教徒团体成功的例子。

　　“中华护生协会”以小规模放生避免破坏环境，且与水产技术人员合作设计注重生态的放生流程

　　比如“中华护生协会”作为台湾佛教团体因社会批判而转变放生方式的典型，以专业化模式来不断改变行为。“中华护生协会”在2002年停办一年一度的全台联合大放生活动，重新思考放生的正当性和改善之道，后在2004年继续进行放生活动，但改为由各地中心举办小规模放生，藉由减少每次放生动物数量来分散或减少放生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冲击。此外，“中华护生协会”主动学习有关生态的相关知识，并派员到水产试验所学习各种鱼类习性，设计出一套结合教义与生态风险控制的放生模式，尽可能详尽规划参与者人数、放生规范，直到放生物、放生地点的选择以及放生过程的各项控制等。

　　“台大晨曦社”放生鱼类的流程细致到放生路径要是Z字形，且须监控活鱼袋的水温、咸度、氧气浓度

　　又如台湾有专注放生活动的佛教团体致力于建立更专业、技术性更强的放生模式，以便与传统的粗糙放生模式有所区隔。这类放生团体以“台大晨曦社”为代表，该团体为了降低放生的动物风险，除了请教相关专家对鱼类族群提供相关知识，选择适当的放生物种、地点和季节等，并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标准化放生方式与过程，例如制作活鱼袋、监测和控制袋中的水温、咸度、氧气浓度等，提供放生鱼类的生存环境；并设计了放生者双排面对面的放生队伍，再以Z字形放生路径传递活鱼袋至海水中放生，使放生动物获得最佳的生存机会。放生动物的来源则是不定期、不预定购自各地养殖场的经济鱼类为主。

　　台湾各佛教教团与动物保护活动合作，以规模化的、近似于“生态园”的“护生园”代替“放生”活动来践行教义

　　“中华护生协会”不仅以专业化，且以规模化运营来减少放生对生态环境的冲击，并同时扩张对教义的阐释，且与批评方的动物保护界人士合作。“中华护生协会”从“放生”活动回溯到“护生戒杀”的教义起源，在全台湾开办13到17处“护生园”，其管理模式其实已与官营的“保护区”、民营的“生态园区”相差无几，既把“放生”理念发挥到极致，又同时获得了与动物保护团体的合作关系。按“中华护生协会”2009年的年报，2009年1月1日至11月30日期间，旗下“护生园”照养动物种类有45种，数量67816只。每处护生园收容的动物种类不一，有鸡、鸭、鹅、羊、流浪狗、鸽子等，护生园的维持仰赖信徒的捐款与义工的协助。“中华护生协会”除了“护生园区”之外，还成立“台湾救狗协会”，收容3500只狗。“台大晨曦社”亦在2006年在彰化建立护生园区，收容放生动物。

　　“福智佛教基金会”的放生活动主打“在自营有机农场放生本土种蚯蚓”的特色，避免冲击野外生态

　　再如“福智佛教基金会”可能是台湾最早注意控制放生的生态风险的佛教团体，早在1990年代初期，一位在台大农学院任教的信徒提出不恰当放生对生态造成的破坏，从此以后该团体每两、三个月举行一次放生活动，仅做小规模的蚯蚓（强调是本土种）放生活动，放生地点设在信徒经营的有机农场，每次参与人数约二、三十人。选择蚯蚓以及不在野外放生，都是为了避免因放生对生态的负面冲击。

　　“灵鹫山”在发生“放生动物大量死亡”丑闻后，另辟“去斯里兰卡屠宰场选购肉牛转赠当地农民做耕牛”的新模式

　　“灵鹫山”为台湾著名的佛教团体之一，自1993年起一年一度举行为期七天的水陆法会，放生仪式是最后一天法会的活动，后因2003年时遭到环保人士在“环境资讯中心”网站点名批评，指出冗长的法会仪式造成放生动物大量死亡，因此在2004年改成“先在海上放生，再播放放生录像影片”取代法会过往的放生仪式。2005年“灵鹫山”的和尚到斯里兰卡参与国际佛教会议，发现斯里兰卡当地佛寺有“购买健康母牛赠与农民耕种”的买牛放生模式，决定委托当地佛寺定期在屠宰场选购108头健康母牛，送给当地农民耕种。“灵鹫山”在考虑社会观感的情况下，将传统的放生仪式转型为争议较少的放生模式，既可维护对信徒的立场，又可兼顾社会观感。

　　原标题：【另一面】“放生”技术哪家强？台湾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