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科学：中国佛教徒的古今科技成就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周年。在这两千周年的传播历程中，佛教深入社会，净化人心，启迪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开拓，历史的前进，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然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经磨难，几度辉煌，时至今日，世人对其认识与了解，并不是人人皆知，个个明白。有不少人甚至连一些层次不低的人士，在他们眼里佛教徒只是古佛青灯，黄卷红烛，一味地枯坐。以致产生佛教与世隔绝，而与科学技术无关，甚至是相对立的误解。

　　近几年，笔者参加佛教史志编纂，查阅史籍，考察实物，深感佛教的博大精深，尤其是众多的中国佛教徒在研读佛典，虔诚修持，以求了生脱死的同时，对科学技术多有探讨与实践，贡献不小，成果斐然。可是，这些都往往不为世人所见。所以，笔者虽然自知浅陋，所知有限，但有必要对中国佛教徒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建树加以探讨。为此，缀以成稿，以求教方家。

　　一

　　“慈悲济苦”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长期以来，中国佛教徒奉此圭旨，尽力济困救难，特别是对施医送药尤为重视。诚如《梵网经》所说，佛教的“八福田中，看病福田为第一福田”。正是这样，中国佛教徒在医药科技领域创造了不少科技成就。

　　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自西域而来的僧人所传播的佛籍之中，其内就有不少有关医药知识，如东汉安世高译《佛说柰女耆婆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西晋竺法护译《佛说胞胎经》等，而且他们中不少人自身精通医术，安世高“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缩盈，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乃至鸟兽呜呼，闻声知心”。在传播佛教教义的同时，他们也施医送药，授以医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医药科技的发展。

　　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咒目经》，把西域眼科医术介绍到中国。当时的陇上道人就于齐州西国胡僧门下学习眼科，并撰《天竺经论眼序》，强调“盖闻乾坤之道，唯人为贵，在身所重，唯眼为宝，以其所系，妙绝通神，语其六根，眼最称上。是以疗眼之方，无轻易尔”。在此前后，西域眼科的内治与外敷、熏洗，特别是后来的“金篦决障术”，即金针治疗白内障等医术在中国传开。

　　据《南史》记载，梁文帝（424-453）的第十个儿子萧恢“有目疾，久废视瞻。有道人慧龙，得疗眼术。恢请之，乃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可见慧龙医术之高明，当谓针到眼明。这种治疗白内障的医术在中华大地流传很广，直到唐代仍盛行不衰。

　　晋僧于法开“祖述耆婆，妙通医术”，以“明六度以除四魔之调，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为宗旨。一次乞食投主人家，见施家主妇难产，“令先取少（羊）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晋升平五年（361），于法开为穆帝司马聃诊病，“视脉知不起”，而断其预后不良，并预告死期而得验准，声名大震僧俗两界。于法开著有《议论备豫方》留传于世。东晋时期，建都江南，大批中原贵族南迁之后因改食大米而患脚气，僧人支法存为他们施医布药，疗效很高，支氏声名因此而大震。

　　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深入，佛教徒随之增多，他们之中有志于弘法与施医并行杰出者不少，尤其是到了魏晋时期以后。他们对医药科技的贡献在中国医药史上地位突出，至今仍为人们称颂。“在这个时代，著名的医学家，不是士大夫，就是佛教徒，在传教的余暇，也能研究医理，如道洪、智斌、行矩、昙鸾等都是当时的僧侣，也能辨析医方，调制丸散，实在是汉代所没有现象。”

　　到了唐代，中国佛教徒队伍越来越大，于医药科技中贡献突出者也不少。著名高僧玄奘法师，历尽千难万险前往印度求法。回国后，在所撰《大唐西域记》中介绍了不少印度医药情况，特别关于饮食前，必前盥洗；饮食后，嚼杨枝而为净等卫生常识，这对卫生常识的普及推广，作用不小。在玄奘之后，义净（635-713）又往印度求法，历时25载后归国。

　　回到国内，义净先后译出《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等，内中涉及内、外、妇产、儿、五官诸科医疗知识以及齿术、牛膝根、石蜜等药物。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更是以大量篇幅介绍印度卫生习俗、进药方法、药物比较等知识，为中印医药交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唐代在医药科技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位中国佛教徒当推赴日弘法传戒的高僧鉴真和尚（684-763）。他14岁出家后，亲近善知识，在精通佛法的同时，对医道也造诣精深。曾主持大云寺的悲田院，“躬调药物，以治病患”。后应日僧之请赴日本弘法，自天宝二年（743）至十二年（753），六次东渡，前五次均失败，终于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抵达日本。

　　在日本，鉴真和尚进献药物治愈光明皇太后的病而被任命为大僧正。当时，鉴真和尚随船将龙脑香、安息香、青木香等一大批中药以及奇效丸、万病药、半心丹等带到日本。在日本，由于双目失明，鉴真和尚以鼻嗅、口尝、手摸等方法辨别药物真伪，无一错误。同时，鉴真和尚著有《鉴上人秘方》一书，介绍了“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诃黎勒丸方”、“脚气入腹方”等验方。鉴真和尚以医道精湛，而被日本奉为医药始祖。直到今天，鉴真和尚仍有“中日医药交流的先驱者”之誉。

　　自唐宋以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势不减，佛教徒中名医辈出，仅在江西，就有庐山法云寺法坚法师，以医术超众，闻名天下，而得宋太祖召见，赐紫方袍，赠封“广济大师”之号。樟树（今江西清江市境）东山永寿禅院道振和尚，刻苦修持，寿及99岁而圆寂。他一生广弘佛法，同时以祖传“白龙丸”为众治病，疗效很高，闻名朝野，宋太宗御制《问禅歌》三章赐之，并封以“空寂大师”之号。

　　作为江西安福戒冈山重兴律院住持的道清和尚，严奉毗尼，又善治外科无名肿毒而名扬四乡。嘉定年间（1208-1224），获朝廷赐“慈济大师”之号。道清和尚不仅自己弘法、行医，而且把医术传徒献可，可传志宁、宁传师圣、圣传德显、显传幼聪、聪传复济，七世皆以医名而显。

　　宋代饶州府（府治在今江西上饶）长居寺普映和尚，通穷内典，亦精歧黄术，善治黄疸及浮肿，武宗召为太医，除授僧录司，在朝12年。饶州府德兴烧香禅院拳衡法师，在力弘佛法的同时，擅医术，识百草，精药性，名振乡里，有求必应。至治三年（1323），英宗皇后患病，拳衡法师献药有功，得赐号“忠顺大师”，领五省采药使之衔。

　　不仅如此，在长期弘法与施医并行之中，中国佛教徒既治通病，更修专科。唐代僧人蔺道人，少年时于少林寺出家，长年习武，同时随师学习骨伤科病医术。武宗法难之后，蔺道人隐居乡间，为民疗疾，整理医案、行验，撰成骨伤科专著《理伤续断方》，首论“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次列“方论”，后续“又治伤损方论”。书中详细记述整复骨伤手法的14步骤、方法以及不少验方，介绍伤损、关节脱臼、止血、端捏复位、牵引、扩疮、填塞、缝合等方法，特别是论及椅背复位法治疗肩关节脱位和手术治疗粉碎性骨折的具体操作。此后，少林寺对骨伤科的治疗历代师徒相承，形成流派，有以经络穴位为诊断依据，强调手法复位和点穴疗法及其功能锻炼，以手法接骨为主等特色，直到今天仍然得到极高评价。

　　肇创于南齐的浙江萧山竹林寺尼众素以女科著称于世。五代时，寺僧释净暹为当朝皇后治愈重病，朝廷赐寺名“惠济寺”，并赐“晓庵”“药宝”二匾，释净暹获“医王”之号。以后，竹林寺女科虽有衰兴，但代有传人。到清代之初绍钟法师重振寺院。道光年间（1821-1850），莲尘法师再度振兴女科医术，以致有“门前车马喧，声声疗苦难”的景象。在清代，竹林寺寺僧先后将历代祖师治验方剂整理，编成《竹林寺女科秘方》一卷、《宁坤秘笈》三卷、《竹林寺三禅师女科三种》二十卷等计四十余种，刊刻面世。

　　清代，在医药科技领域做出成就的佛教徒不少。其中有喻昌（1585-1682），字嘉言，晚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人。少年时即博览群书，兼通佛理。明崇祯年间（1628-1644），以副榜贡生入京都，卒无所就，专攻歧黄之术与佛典。明亡以后，剃度出家，往来于靖安（今属江西）与豫章（今江西南昌）间。后来重新蓄发业医，寄居江苏常熟，终生独身，始终奉持佛理，行医时“通禅理，其医往往出于妙语”。一生致力于《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研究，晚年著有《尚论篇》《医门法律》和《寓意草》，对伤寒论治多有己见。特别是所著《医门法律》，结合临床病症，正面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即称“法”），并指出一般医生在辨证论治中易犯的错误，揭示禁例（即称“律”），故以“法律”名之。在此书中，喻氏对秋燥的论治，多有新见。

　　又有程国彭居士，清初天都（今属安徽）人，字钟龄，号普明子。少时即皈依佛门，且研习歧黄之术。而后，一生奉佛、行医两不误，著有《医学心悟》《外科十法》等。此二书既有理论阐述，又有经验效方可鉴，至今仍有“是较有影响的临床医学书籍”之誉。

　　进入近现代以后，直至今日，中国佛教徒在医药科技领域中，更是贤者数见，多有建树。著名居士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别号畴隐居士，原籍江苏，出生于无锡。居士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苏州东吴大学堂攻读医学和数学。次年转至上海学习日文。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读及释氏语录，开始学佛。清宣统元年（1909），居士作为两江总督端方的特派专员赴日考察日本医学。归国后，即皈依佛门，实行素食。辛亥革命后，长居上海，致力于弘扬佛教事业，以行医为职业。从1912年开始编纂《佛学大辞典》，历时十载，方才出版。

　　与此同时，居士对医学科技贡献突出，先后翻译日本医校讲义《解剖学讲义》《组织学总论》《胎生学》等，凡数十种，辑为《丁氏医学丛书》。此举对中国医药科技影响不小，今人评之为“此为日本医学输入中国之始”。而后，居士相继主办《国药新声》《医学世界》等刊物，编著出版《医界之铁椎》《新本草纲目》《化学实验新本草》《食物新本草》《汉药实验谈》《中外医通》《历代名医传略》等数十种医学书籍。

　　居士主张医药技术当中西汇通，但不能牵强附会，而要从临床治疗着手，采用“……每一病名，详列中西经验各方，使阅者知某病用中国方某药，用外国方则为某药，将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扦格不通之处，融会而贯通”。正是这样，居士在佛学及医药科技都有不凡建树，所以直至今日仍有“丁氏晚年潜心内典，乐善好施。他的一生译著丰富，对清末中国医学和文化，有一定影响”的评价。

　　江西南昌的姚国美居士（？-1952），青年时体弱多病，后在庐山得高僧施医舍药，并授习禅之法，而后病情好转，转而皈依佛门，业攻医术。十多年后，以虔诚奉佛，乐善好施，全力维护千年祖师道场南昌佑民寺，弘扬正信，抵制外道，而得僧俗两界赞赏。同时，医道业精，擅长内科与儿科，活人无数。创办江西国医学校，为培育人才，竭力尽心。由于医术高明，深得患者信赖，至今南昌仍有当年病者所传“病家找了姚国美，无治医了心也甘”之谚语。

　　上海陆渊雷居士，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他融通中医和佛教理论，认为内脏如有病，在精神状态上会有所表现。进而总结提出“五脏病相”学说，对丰富中国传统医学宝库很有意义。福州开元寺提润法师，出家数十载，兼通各大宗派教义，坚持禅净双修，刻苦修持，同时，精通岐黄之术，擅长用中草药治疗癌症，救活许多被大医院判断为无治的病人。法师先后应请到香港、泰国等应诊，有“西来活佛”之誉。

　　诚如前述，自古至今，中国佛教徒慈悲济苦，普度众生，以医弘法，在医药科技领域建树非凡，为世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