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宗教文化建设” 学诚会长有话说

　　对于如何加强佛教管理？

　　学诚表示：要提高佛教教职人员的素质，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特点的信众管理组织制度及信众学修体系。

　　“当前佛教信众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学诚举例，信众对寺庙道场的归属感不强、信众组织松散、人员流动性大、信仰层次高低混杂、学修方式零散无序等。他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历史和现实因素，在农业社会，中国佛教的居士信众就存在自发性、松散性的特点，信众与道场的联系不紧密，信仰方式比较随意，缺乏系统组织；在现代社会，城市化步伐和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员流动性更大，再加上商业化的侵袭，给佛教信众管理增加了新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有佛教界自身建设的问题，佛教界对于信众教育和组织管理一直不够重视，管理制度和教育手段都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加上僧众本身的佛教修行及文化素养还有待提高，使得佛教信众的管理水平与时代发展、信众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学诚表示，缺乏有组织、有系统的正信佛法学修，大众就很可能落入迷信跟风和盲修瞎练的误区。所以，佛教界应担负起引导广大信众的时代责任，加强正法道场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出家人，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特点的信众管理组织制度及信众学修体系，使大众能够就近到正规寺庙学修佛法，建立纯正的佛教信仰。

　　对于宗教文化如何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

　　学诚表示：在新时期里，宗教文化要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就要将宗教中国化推向与时代文化、国情民意相符顺的新境界。

　　学诚表示，从佛法的缘起观来看，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宗教形态，在不同的国家、民族、文化背景下，宗教的形态和教义诠释，必然要适应此时此地的因缘。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任何宗教的健康有序发展，都不能离开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如何努力发掘自身宗教传统中与现实环境相适应的内涵，考验着每一种宗教的智慧和创新潜力。“真正具有文化自信的宗教，不会害怕与时代文化的交融和共鸣；反过来说，也只有在时代浪潮的洗礼中，宗教的生命才能常新，宗教的价值才能长久。”学诚说。

　　“宗教文化本身就蕴含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伦理支撑。”学诚谈到，宗教文化重视信仰和伦理，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信仰文化的体认，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会变成自然而然的追求。“信仰是人格中一种稳定的力量，有信仰的人会从内心自发地规范和约束自己。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繁荣发展，既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也需要信仰伦理的支撑。佛教教义中有许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一致的内涵，将这些思想用富有时代特色的方式进行诠释表达，就能够很好地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并为宗教文化的创新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进步发挥助推作用。”

　　对于应如何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学诚表示：宗教文化的传承、发扬及对外传播交流，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发展的关系。

　　学诚解释道，宗教的表达方式可以随时空而变通，宗教文化需要因时代发展，借助科技文明，用大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比如，用新兴媒体传播宗教文化就是时势使然。但是，宗教文化在现代传播中要把握好“不变”与“随缘”的分寸和妙义：“不变”的是宗教的根本精神、基本信仰，“随缘”的则是外在的时空因缘、众生的根机需求，在变通和坚守中激发宗教旺盛持久的生命力。“比如龙泉寺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创意方式来阐释佛法，水墨漫画、面人动画片、贤二机器僧等现代科技不仅没有破坏佛教的内涵意趣，反而更赋予其生动亲切的现代活力。”当然，学诚补充道，“在此过程中，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明确自身的定位和社会责任，把握好佛教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为社会大众传递有益于团结统一、和谐稳定的正面信息和正能量，更好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宗教文化的传承、保护、整理、研究和弘扬也十分重要。”学诚说，就佛教界而言，建设文化寺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佛教经典的整理研究翻译、举行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出版各种佛教刊物、开展公益慈善活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建立海外道场等，都是多渠道传承弘扬佛教的积极手段。学诚举例，寺院是佛教文化的物质载体，在寺院中可以举办传统节日和佛教节日法会、开展讲经说法、公益慈善活动和佛教文化艺术活动，让社会大众能够亲近佛教、浸润在佛教文化清净祥和的氛围中，陶冶性情，净化心灵。而佛教大藏经不仅是中国佛教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绚丽瑰宝。“我们正在启动大藏经的校勘整理工程，未来还会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这对中国佛教及中华文化的传承弘扬、对外传播都会有重要意义。”学诚介绍，去年中国佛协会等单位举办了2016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金陵刻经处成立160周年纪念会、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促进了佛教文化交流传播和的创新繁荣。“中国佛教还在海外建立道场，积极传播佛教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彰显了佛教的慈悲包容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