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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我国宗教哲学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与我国宗教哲学界宽松、自由的学术争鸣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密切相关。本文在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作出历史追溯的基础上，强调和论述了这一争论对我国宗教哲学研究的巨大解放作用和重要的学术贡献。 1978年在我国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一块耸立的界碑。对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其他二级学科是如此，对于作为哲学一分支学科的宗教哲学尤其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是我国宗教哲学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的三十年。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哲学的出现，在我国虽然是一件相对晚近的事情，但是，倘若从戊戌变法时期算起，也已经有了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在1978年前的八十多年间，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讲，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哲学专著仅仅出版了一本，这就是1928年由青年协会书局刊行的谢扶雅的《宗教哲学》。然而，1978年以来的这三十年间，局势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各种类型的宗教哲学专著竟然出版了二十多部，而且，其中也不乏能够与国际宗教哲学大体接轨、具有当代宗教哲学视野、对我国哲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影响的力作。毫无疑问，我国宗教哲学近三十年来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与我国学术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不仅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而且也与我国宗教哲学学术圈子内的学术小环境密切相关，与我国宗教哲学界宽松、自由的学术争鸣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密切相关。 争论的直接造因或导火索可以一直上溯到1979年春。1979年2月，全国首次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当时担任全国宗教学科规划小组副组长的罗竹风和时任中华圣公会主教的郑建业会后深感在宗教研究或宗教哲学中有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语录的必要。1980年4月，郑建业（1919－1991年）主教在《宗教》杂志上发表了《从宗教与鸦片谈起》一文。[①]上海宗教哲学界和宗教学界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名言展开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争鸣。 1981年，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研究室副主任的张继安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研究室主任的吕大吉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张继安文章的题目为《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的初步理解》（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张文的基本观点在于；马克思于1844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揭示了宗教的最根本的属性，科学地阐明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明确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2］（第375页）这就意味着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础、理论核心，是我们研究宗教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指导原则”。［3］（第1、8－9页）张文针对“有人或者认为宗教不但反动统治阶级利用过，而且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以及农民战争都利用过，宗教似乎成了某种中性的东西，不具有阶级性”的“不合适”立场，强调指出，这种立场的“不合适”，“从理论上讲”主要在于“混淆”了问题的“内容”和“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所利用的宗教”“称之为‘宗教的外衣”，即是一个明证。［3］（第9页）文章最后还提醒人们注意，“马列主义在宗教问题上也进行过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反对左的倾向，而且也反对右的倾向。”［3］（第11页）吕大吉在《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上发表署名文章《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科学指南：重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该文“认为在当前宗教研究中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并且具体指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是我们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科学指南”；“马克思关于‘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论断”“有普遍的意义”；“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原理应作全面的理解，它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4］（第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