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吕大吉和张继安又在《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四期发表署名文章。吕大吉文章的题目是《试论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该文“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外历史上与宗教有关的社会运动的事实,分析论证了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作者认为,‘宗教外衣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历史上的宗教社会运动的基本观念,在各种有关情况下都得到有力的证明。”[5](第89页)该文的着重点在于强调“世界观的对错”与“政治上的正反”的区分,断言:“把世界观的对错与政治上的正反等同起来,是宗教研究中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具体表现,必须否定。”[5](第90页)该文集中批评了“人民自己的宗教”的说法,强调指出:“人民自己的宗教,不仅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存在。”[5](第94页)该文的结论是:“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宗教外衣论’在各种情况下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不是人民的福音。”[5](第102页)张继安文章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该文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论述了应该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我们研究宗教问题的科学指南”;“第二,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的论断,并初步考察了宗教的基本特征”;“第三,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宗教社会作用的论断,并简要考察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特点”。文章强调马克思的“光辉思想”“仍然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研究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基本理论,学会在我们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6](第79页)该文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的论断是真正科学的论断”这样一个思想;强调“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概括了宗教的本质,说明了宗教的社会作用”;断言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与他的“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的论断以及恩格斯的“宗教乃一种幻想的反映”的论断“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是对宗教的本质的确切的说明”。[6](第82-83、85页)此外,该文在讨论宗教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时,还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上层建筑”这样一个观点;[6](第83-84页)并且继续坚持认为,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论断的基本思想是说宗教如同鸦片一样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它对于人民来说,归根到底是有害的东西。”[6](第85页) 针对上述观点,罗竹风、尹大贻、罗伟虹、赵复三、丁光训等学者则要求对“宗教鸦片论”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准确的理解和阐释。1983年,罗竹风(1911-1996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上海宗教学会合编的内部学术刊物《宗教问题探索》(论文集)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接着,在1984年,在丁光训为所长的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内部理论刊物《宗教》上又发表了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的论文。罗竹风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作为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马克思并未把“宗教是鸦片”作为“定义”来提。前边还有“抗议”、“叹息”相关连的话,不应断章取义,只见“鸦片”,而不及其余。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论断,是离不开社会现实,离不开政治斗争,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各国国情的。马克思从来不抽象谈论宗教。宗教研究工作者一开头如果就以“宗教是鸦片”作为指导思想,那么文章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问题决没有这么简单。”他强调指出:“不管是马克思或者列宁,都把宗教问题从属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并坚决反对在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之间挑起争端。我们今天应当‘就中国而言’,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德国、俄国都不一样。……仅就汉民族而言,宗教就有自己的许多特点。”[7](第91页)例如,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所谓“国教”,没有政教合一制度,教权一直从属于政权。再如,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很强,强调对现世道德的遵循,淡化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宗教理论,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尹大贻也在《宗教问题探索》第1集中发表了题为《青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观点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观点的区别》的署名文章。该文认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观点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必须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马克思强调在认清宗教的本质以后,并不需要纠缠在宗教本身的批判,而必须转到从政治的批判、现实斗争的开展来消除宗教产生的根源。而这是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说的依据。该文还认为,马克思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强调了宗教是现实苦难的反映,是有其经济基础的。宗教的麻痹作用是因为社会政治而造成的,不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宗教问题就不能解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罗伟虹也在《宗教问题探索》(第3集)上发表了题为《试论马克思宗教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过程》的署名文章。该文对马克思宗教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作了历史的分析,认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批判宗教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待宗教的斗争。他关心的是对社会、对国家问题的批判。作者指出,如果认为宗教有其不变的本质,在任何社会中都只能起消极作用,恰恰是以抽象绝对的观点看待宗教,离开了马克思关于宗教分析的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于当代宗教研究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者认为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分析现在的宗教现象和宗教问题,如果断章取义地把马克思早期批判宗教的个别无神论观点作为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精髓,作为研究当代宗教问题的出发点,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束缚了自己的头脑。 1986年,曾为中华圣公会牧师、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赵复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长文《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进一步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强调“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重新认识宗教的本质”,断言:“如何通过对我国当前宗教的认识来加深我们对宗教本质的理解,这是当前研究宗教问题的基本之点。”[8](第3-4页)该文着重突出和强调了下述几点:(1)“‘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说法在马克思以前的德国早已流传,马克思引用的原意并不是用来概括宗教的本质,传统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尤其不能应用于我国当前的宗教实际。”(2)“马克思关于宗教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说法,更触及宗教的本质。马克思之所以能揭示这一本质,正是由于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重视人的能动作用,重视宗教徒的具体实践。”(3)“我国当前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主要表现在忽视大多数宗教徒的具体实践方面,根源是囿于理论认识上的成见。”(4)“宗教在历史上对社会和人们认识的发展有其促进作用,很难用‘麻醉作用’去概括其全部。以我国今日的实际而言,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完全抵触的,它们也有可以协调的方面。”(5)“对宗教,只有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加深对它的本质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政策,团结国内和海外广大的各宗教信徒,以利于完成我们面前的改革、建设和统一祖国的伟大任务。”[8](第3页)在具体解析“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时,该文还强调指出,在马克思之前的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如歌德、海涅、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而且,马克思德文的原义是“鸦片是人民己有的(das Opiat dés Volks)”,列宁的俄文原义也没有“麻醉”二字。中文翻译的变化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我们注重价值判断而不注重对事物本质的探讨的传统思维有关。该文还具体地分析了马克思谈这句话时的具体语境,指出:“就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来说,鸦片是药用的镇痛剂,医生对病人没有真正有效的疗法时,便以鸦片来缓解病人的痛苦。1985年5-6月间,美国科学哲学家罗伯特 S 科恩教授来华讲学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解释说,在马克思写下这句话的时候,鸦片是一种贵重的止痛药,穷人用不起,穷人有苦痛就转向宗教,寻求解脱。这同后来视鸦片为毒品有一个时代的差距。”[8](第6页)该文还特别强调了立足当前中国国情理解马克思这段语录的极端重要性:“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有人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在今天仍然强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时候,为什么不和马克思这句话的上文联想一下?难道这不是等于宣称,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和过去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旧社会一样,以致全国各族几千万人民还是‘被压迫的生灵’,不得不以宗教的形式来‘叹息’吗?这不等于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无情世界’,还是‘没有精神的制度’,以致几千万人民要到宗教这‘鸦片’中去寻找感情和精神的支持吗?难道能抛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的阶级社会前提吗?!”[8](第7页) 这次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争”,如果从郑建业主教在《宗教》上发表其《从宗教与鸦片谈起》算起,大约历时十年左右。如果说在我国宗教哲学的现当代发展史上有什么最为重大的学术事件的话,则这场关于“宗教鸦片论”的论争无疑属于这样一种意义重大的事件。这场论争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开辟了或标志着我国宗教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即我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从根本上跳出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藩篱,开始驶入了学术化的发展轨道,从而为我国宗教哲学的崛起和高歌猛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在一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学术论争,我国宗教哲学在近三十年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毫无疑问,这场论争本身是在我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因为全国宗教学界和宗教哲学界的著名学者围绕着马克思的一句语录展开论争,并且耗时十年左右,这个事情本身即是我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标志和产物。所幸的是,这场争论是在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政治大气候下进行的,争论双方虽然观点鲜明、言辞激烈,但总体上说都还是恪守了学术规范的,这就为我国后来的宗教哲学领域的健康有序的学术争鸣开了个好头。从这个意义上,以乐观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妨把这场论争看作是我国现当代宗教哲学史上最后一场带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学术论争,一场使我国宗教哲学研究驶入学术化轨道的学术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