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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在这场论争之后，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学术讨论还在继续。1995年，赵志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发表了题为《宗教本质新论》的署名文章；1996年，周兆连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6期发表了题为《正确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署名文章；1998年，吕大吉在《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发表了题为《宗教是什么？――宗教的本质、基本要素及其逻辑结构》的署名文章；1999年，龚学增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问题理论发展五十年》的署名文章；2004年，刘荣富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再认识》的署名文章；2005年，冯今源在《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求真务实，继续深入开展中国当代宗教研究》的署名文章。此外，199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萧志恬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两部专著：《当代宗教问题的思考》和《再谈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认识》。所有这些论著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了“宗教鸦片论”问题，对于观点的表述更见系统也更有深度。但是，所有这些后来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在正常的平和的规范化的学术气氛和语境下进行的，已经失去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的争论所具有的惊心动魄的质地，而且所讨论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只不过是诸多宗教哲学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不再具有此前那个年代的争论所具有的事关宗教哲学研究方向和全局的意义，一种关乎中国宗教哲学何去何从的意义，一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拨乱反正的意义。丁光训主教曾经高度评价了这次论争，把通过争论人们“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之说，有了恰如其分的理解和评论”看作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宗教研究上”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突破”，并且断言：“看来，这一场‘鸦片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因为“在从事研究的学者中”虽然还有人在这方面继续“写文章”，但是，继续在宗教的“鸦片本质”上“做文章”的却“已经很少很少了”。［1］（第422－434页）也就是说，经过这场论争后，我国的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的列车已经开始脱离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旧轨道，驶入了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轨道。 我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工作的这样一种转轨定向立即使我国的宗教哲学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首先表现在“宗教文化论”的提出上面。我国宗教学界和宗教哲学界在“宗教鸦片论”的讨论中，逐步意识到了学术研究进一步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必要性，逐步“面向事物本身”，面向宗教的本质本身，并初步确立了从文化层面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去思考宗教本质的学术理路。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宗教是文化”、“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等观点。[②]在这种革新思潮的推动下，我国宗教学界和宗教哲学界很快掀起了一个研究宗教文化的小高潮。一批知名学者，如方立天、季羡林、楼宇烈、葛兆光、葛荣晋、张志刚等，先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影响较大的宗教文化方面的论著。这既是我国宗教学界和宗教哲学界思想解放的成就，也是我国宗教学界和宗教哲学界思想解放的标志。因为这表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宗教哲学研究模式开始成为历史。我国宗教学界和宗教哲学界在学术路线上的这样一种进步在我国许多学者身上都有明显的烙印。例如，我国著名的宗教学家和宗教哲学家吕大吉在1989年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学通论》中，第三编的标题为“宗教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而在其1998年出版的《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则修订为“宗教与文化”。一如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龚学增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吕大吉先生学术观念的重要改变。”［9］（第10页）他给出的理由在于：“把宗教视为一种文化，并在文化学意义上来考察宗教和其他文化形式（政治、道德、艺术等）的关系，这对宗教学的研究可以说是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赋予了它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它从基本概念上探讨了‘文化’的涵义，论证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9］（第10页）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因此，当龚学增透过吕大吉的“学术观念”从《宗教学通论》到《宗教学通论新编》的转变，亦即从着眼于“意识形态”到着眼于“文化”的转变来“管窥”“当代中国宗教学理论发展”时，实在是言之凿凿，入木三分。而且，可喜的是这样一种变化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表现，而是宗教学家和宗教哲学家本人的自觉活动。因为即使吕大吉本人也明确地把“学术观念”的这样一种转变看作是一种“思想的解放”。他强调说：“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思想的解放。……宗教学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过去那种专从政治角度看待传统宗教，把宗教定性为政治性意识形态的主张有很大的片面性。……近年来，宗教学术界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认为：宗教是文化。从过去的‘宗教是政治意识形态’到‘宗教是文化’，这是宗教学术观念上的一次飞跃性的突破和更新。它启发宗教学者自觉地摆脱了长期束缚宗教学术思想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极左思潮，从文化学角度对传统宗教和现实宗教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思考，迎来了宗教学术的繁荣，也为宗教本身的发展开拓了提高其内涵的新的方向和道路。”［10］（第128－129页） “宗教鸦片论”的论争给中国宗教哲学界带来的第二个变化在于它把我国宗教哲学学者的注意力从“语录”的引证转移到宗教哲学问题本身的研究上，转移到当代宗教哲学热点问题的研究上，转移到对当代国际宗教哲学界优秀成果的引介、分析和吸收上，转移到本土宗教的研究上，转移到对中国佛教、中国道教、中国基督宗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上，长期以来存在于宗教学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中的被人称之为“空对空”的研究定势受到了致命一击，“面向事物本身”、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开始成风。这一点不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国宗教哲学界开展的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在近几年我国宗教哲学界开始的关于“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中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三十年来我国宗教哲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在一定的意义上，都可以视为当初“宗教鸦片论”争论的一种结果。因为倘若没有那样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 ［1］丁光训.丁光训文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2］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3］张继安.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论断的初步理解［J］.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 ［4］吕大吉.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科学指南：重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J］.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 ［5］吕大吉.试论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J］.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 ［6］张继安.学习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世界宗教研究［J］，1982年第4期. ［7］罗竹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J］.宗教，1984年第3期. ［8］赵复三.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J］.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9］龚学增.当代中国宗教学理论发展管窥：从吕大吉的《宗教学通论》到《宗教学纲要》说起［J］.中国宗教，2004年第5期. ［10］吕大吉.为什么说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宗教又如何作用于各种文化形式？――关于宗教与文化之关系的若干思考（之三）［J］.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注释： [①] 参阅《上海社会科学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二编（哲学）第九章（宗教学）第一节（学科发展）第1部分（一般宗教理论研究）。 [②] 参阅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之“序”；吕大吉：《宗教学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之“导言”；吕大吉：《为什么说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宗教又如何作用于各种文化形式？》，《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吕大吉、张世辉：《宗教是一种文化形式》，《科技文萃》2005年第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