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恭让：星云大师对佛教的十大贡献

星云大师（图片来源：资料）

　　星云大师是台湾佛光山的开山，是现代人间佛教一位卓越的创立者，是具有全球声望的当代佛教导师。大师祖籍江苏江都，1927年生，12岁在栖霞寺出家，1949年渡海来台湾，1967年开始创建佛光山道场。自1947年焦山佛学院毕业迄今，大师弘法已近70余年。今届90嵩寿，仍自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以弘法为家务。大师对于佛教的贡献和影响，不限于台湾，而及于全球各地;不限于人间佛教，而关乎整个佛教。大师对于佛教贡献至巨，影响至深。兹摘其主要者，尝试言之。

　　一、系统地建构人间佛教思想理论体系，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第一大贡献。

　　19-20世纪以来，汉传佛教中最有力量的思想潮流，是“人间佛教”。我最近提出：太虚大师是现代人间佛教一位卓越的倡导者，星云大师则是现代人间佛教一位卓越的创立者。大师曾提出用《大乘起信论》的“体大”、“相大”、“用大”建构人间佛教思想体系的理路，他深刻地阐述了人间佛教的教体、教用、教相：“佛说的”、“人要的”，是人间佛教之教体;“净化的”、“善美的”，是人间佛教之教用;而大师一生各阶段对于人间佛教具体特征的种种观察及规定，对于人间佛教具体思想、学说的诸多展开、推演，及其在晚近阶段所严整规划的人间佛教的“理念蓝图”，则是人间佛教之教相。这种分别从“体”、“用”、“相”的角度，来规定和阐释人间佛教，首次使得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非常深刻且非常系统化地得以呈现，所以我们说大师是人间佛教思想理论的系统建构者。

　　其次，星云大师不仅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人间佛教的基本思想，规划了人间佛教的基本蓝图，而且他所阐述及规划的这种人间佛教的思想和蓝图，并不仅仅是他通过佛学研究得来的一个佛学成果，也不是一个纯粹理想化而无现实依据的观念的“乌托邦”，而是与他的弘法实践密切地关联在一起，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学说是从实践中探索而来的，是经过了实践的充分检验并被证明为确实行之有效的。在星云大师之前，有关现代人间佛教的思想学说，要么不够系统，不够完善，要么就是一些更多地是以学术形态或观念形态表现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无关，或未经实践的验证。大师自20世纪40-50年代以来，六、七十年如一日，以无比的热忱、无上的精进，始终如一地投身于探索、推动、落实、创立人间佛教的伟大实践，并从这种切身实践中逐步总结出可以有效地运作、可以指导实践的人间佛教的系统思想和学说。所以系统地建构现代人间佛教的思想理论，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第一个方面的重要贡献。

　　二、深广地推进人间佛教实践层面的建设事业，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第二大贡献。

　　作为百余年来汉传佛教现代化运动成果的结晶，“人间佛教”如果的确是一种“新佛法”，堪为承载佛教智慧与使命的“新佛教”，那么它就不应当仅仅是一套由思想、观念组合起来的理论系统，而且应当包含实践形态的种种落实和实务层面的种种成分。现代人间佛教作为由古老的汉传佛教开出的美艳花朵，作为当代世界最具生命力及影响力的佛教新形态，作为将持续教化人类现在及未来的佛教的新载体，必须包含“理论”与“实践”两大要素于自身，所以实践的层面，实务的层面，正如理论的层面，观念的层面一样，同样是现代人间佛教建构的重要内涵和本质方面之一。如果同实践层面的建设工作脱离，那么所谓的“人间佛教”，最终必沦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思想，出自世智辩聪，可以言人人异，不是无数佛教行者信仰与经验的升华，也就无力荷担指导现代人类修行与解脱的任务。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间佛教实践层面的重要性，也可以理解星云大师所推动的人间佛教一个极为清晰显豁的特征。过去很多学者在观察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的人间佛教时，常常得出一个印象：星云大师是佛教的实践家。的确，佛光山极其庞大而包罗万象的佛教事业，易于给人们留下这样的直观印象。如果我们认识到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其实是其人间佛教的系统理论与其人间佛教的广阔实践的完美统一，那么人们观念中形成的星云大师是人间佛教实践家的印象，恰恰揭示了大师对佛教第二个方面的重要贡献：星云大师成功地推动各种人间佛教的事业，使得人间佛教在实践层面得以落实，得以成型，得以具体，得以固化，使得人间佛教变得可感可触，也就是使得人间佛教在此时、此地的具体时空，得以灿然现身。所以，深广地推进人间佛教实践层面的建设事业是创立现代人间佛教另一层面的重要意涵。

　　三、创建高素质、规模化的人间佛教僧团，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第三大贡献。

　　自释迦牟尼佛在波罗奈斯鹿野苑中初转法轮，接引五比丘入道，组成最初的佛教僧团以来，僧团一直是佛教信仰核心的构成要素之一。佛教徒称僧团为“宝”：僧宝，僧宝同另外二“宝”——佛宝、法宝——一起，三位一体，一体三位，构成佛教信仰的基本对象：三宝。汉传佛教两千年来一直牢固坚持佛教信仰的这一传统，以“三宝弟子”自居，是汉传佛教中佛弟子落实自己信仰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式。也正因此，所以现代人间佛教之发展与推进，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人间佛教理论建构及人间佛教实践落实这两个重要方面的工作之外，尚有第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那就是现代人间佛教僧团之创建。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星云大师对佛教第三个方面的重要贡献：他是现代人间佛教僧团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创立者。自1962年建设寿山寺、1967年创建佛光山迄今，大师所剃度的出家徒众，已有1200余人。以规模而论，佛光僧团是当今汉系佛教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僧团，与目前世界他系佛教僧团相比，其僧团人数、规模也名列前茅。佛光僧团1200余位徒众中，有一部分人来自台湾地区，另外一部分人则来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各地，所以佛光僧团是一个具有明显国际化特征的现代佛教僧团。佛光僧团中的大部分僧人在出家之前，受过良好的社会教育，其中有200余人拥有硕士及博士学历、学位，因此佛光僧团也是一个拥有一流教育文化素质的高品位的现代佛教僧团。不仅此也，佛光山的千余徒众虽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弘法道场，但是他们普遍遵守“一师一道”的伦理规则，服从佛光山总本山的管理模式，同一思想，同一制度，同一步调，同一行持，所以佛光僧团还是一个将规模化、组织化及制度化具于一身的现代人间佛教的僧团。

　　正如历史上的僧团居于佛教信仰的核心地位，对于佛教有“住持”之功，大师所创建的这一现代人间佛教的僧团，同样对于当代人间佛教思想与信仰的落实具有基础和保障的作用。所以创立高素质、规模化、组织化、制度化的现代人间佛教僧团，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重要贡献之一。

　　四、更加重视、积极发挥信众对于佛教弘法的重要作用，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第四大贡献。

　　僧信关系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佛教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统而言，以僧团住持佛教、以信众护持佛教的模式，是佛教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模式。不过历史上佛教弘传的具体事实表明，佛教弘法活动的真实机制及运作形式，有时远为复杂，至少比这个公认的模式要复杂得多。所以更加理性地思考僧信关系问题，更加合理地处置佛教信众的角色定位，充分关注并积极发挥信众在佛教弘法中的作用功能，其实需要更加多的和更为辩证的考虑。

　　例如：众所周知，公元前后大乘佛教的蓬勃兴起，与当时信众团体的形成和努力，就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与此相关的一个极富启示及警示意味的事实是：大乘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其实并不刻意要求在出家的僧众和在家的信众之间，划下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近现代佛教弘传史而言，现代中国佛教的居士道场(如20世纪上半期欧阳竟无先生所领导的南京支那内学院道场，20世纪下半期李炳南先生所领导的台中佛教莲社等)往往有代行僧团职能的诉求和趋势，而现代日本佛教僧人的在家化，则表现出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趋势，这两种趋势在现代佛教中的并存，恰恰也说明现代佛教中的僧信关系，确有深入再反思及再平衡的必要性。

　　星云大师开创的佛光系统，承继汉传佛教的基本传统，当然仍然以出家众作为住持佛教的中心角色，但是在佛光僧团的体系结构中，也给在家修行者安排了一定的地位;大师尤其创立了檀讲师制度，具备一定佛教知识水平及修行经验的居士，可以成为“檀讲师”，并因而具备在大众中弘法传教的资格。这项檀讲师制度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佛教中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它为居士弘法的资格问题提供了制度化的规范之道。重视信众的作用，提升信众的地位，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星云大师的基本关注之一。大师的人间佛教在弘法方向上以大众化、社会化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而大众化及社会化的主要的内涵之一，即是重视及关切信众乃至一般社会大众在佛教中的主体角色和主体地位。

　　1991年大师发起成立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又成立国际佛光会，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佛光信众组织，会员人数有300万之众，是当今会员人数最多、动员能力最大的国际性的佛教社会组织之一。国际佛光会定期举行会员代表大会及理事会议，商讨教务，凝聚共识，今年刚刚在台湾佛光山举办过第15次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从历史上看，信众的散漫及非组织化，是佛教信众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佛教的社会影响难以扩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星云大师创建的国际佛光会，及其成熟的组织运作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佛教史上的这一难题。

　　在现代社会，佛教的弘扬毫无疑问将会越来越需要发挥信众乃至一般社会大众的参与作用;尤其在今后的公民社会及信息社会，随着高等教育的日益全民化，随着佛教知识的日益普及化，一般信众及社会大众在佛教弘传中的主体地位、能动作用之问题，也将会愈来愈凸显出来。由此以论，星云大师所推动的一系列旨在提升信众地位、发挥信众参与意识及能动作用的制度施设，是他对佛教发展做出的可贵探索和重要贡献之一。

　　五、提倡对全体佛教文化知识与信仰的整合，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第五大贡献。

　　历史上的佛教以分宗分派著称，如在佛灭百年后，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佛灭三百年间，佛教分裂为二十部派。在由大众部衍化出来的大乘佛教中，有中观学派、瑜伽行派及如来藏学系三种理论体系之对立;而在承传大乘佛教思想文化的汉传佛教中，也有大乘八宗之分判，大家各是己所是，各非己所非，纷纭扰攘，所谓“判教”是也。

　　如果再就全球佛教文化圈的分布而言，复又存在更大的分裂，这即是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及巴利语系佛教三大佛教文化圈的分割。佛教史上这种分裂与分割的现象，不仅是宗教史学者心目中令人错愕的文化奇观，也是造成佛教至今难以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世界信仰的最重要的原因。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现代佛教学术研究，为佛教文化信仰与知识的重新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方法，但同时却也引发一些新的分裂，或加剧历史上固有的某些分裂。例如对于如来藏问题的现代学术研究，无论是在中国的佛教界，或是在日本的佛教界，都是重新加剧引发佛教思想与信仰分裂之痛的重要事件之一。

　　总之，现代佛教文化需要在新的历史高度、新的理论格局上重新完成一次知识与信仰的整合，这对于佛教文化愈合长久以来的分裂之痛，疗治百年以来的新创伤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加强全球佛教文化圈的团结与沟通，推动世界佛教的交流和发展，尤为具有现实性及紧迫性。

　　星云大师认为人间佛教是21世纪和未来佛教发展的正道，其所阐释的人间佛教既凸显佛陀的本怀，也呼应现代社会注重“以人为本”、强调“社会参与”的价值关切，主张在原始佛教与后原始佛教之间，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间，在汉系佛教与他系佛教之间，在汉系佛教的各种传统之间，都建立均衡和融和的立场，不限于一宗，不泥于一派，一方面直揭佛陀的本怀，一方面向一切佛教思想文化资源开放。大师这样的理念和方法既突破了传统中国佛教封闭性的判教思维，也超越了一些现代佛教学者所尝试的排他性的佛教文化整合方式，以圆融和合的基本立场和包容开放的巧智善慧，推动全体佛教文化的整合，为当今及今后佛教知识与信仰的整合之道，树立了标准，建立了典范，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方法，因而构成星云大师对佛教的重要贡献之一。

　　六、成功实现佛教现代化的重大转型，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第六大贡献。

　　自19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逐步迈入现代化的新历史阶段。虽然各国各地区在发展上存在不平衡，其进入现代化的时机节点不尽相同，但是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发展阶段，这一点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现代化有很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科学化、技术化的突飞猛进，社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管理方式的高度数字化，对于工具理性的大力强调，对于现实人生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民主、自由政治价值的崇拜等等。虽然现代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但是追求现代化、完成现代化，却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及自我超越的宿命。

　　对于佛教而言，情况同样如此。作为一个古老的宗教，佛教曾经在亚洲长期践行救赎的历史使命，然而在人类社会迈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佛教突然面临一场历史的大考：究竟是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转型，继续为现代化发展阶段的人类提供解脱与救赎之道，还是拒绝时代的召唤，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最终遭到淘汰出局的命运?这是近代以来所有的佛教团体，所有严肃的佛教学人，所有理性的佛教徒，都必须认真面对并予以严肃思考的严峻课题。实现佛教的现代化，不仅要推动佛教基本价值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对接和呼应，还要实现佛教存在及发展体制机制上的根本转换，所以是一个非常巨大及非常繁难的系统工程。尤其是汉传佛教依附于、制约于一个自身长期纠结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严重落后的社会历史现实环境，所以其实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新旧观念的冲突尤其激烈，各种内在外在的挑战也就尤其严峻。

　　在星云大师近70年的弘法生涯中，如何响应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如何实现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转型，可以说一直是他全力以赴地思考和努力的中心课题。在20世纪50年代所创造的“宜兰经验”中，大师就以在弘法实践中大胆采用现代技术著称于世，他最早提出并长期饶有兴趣地探索以现代影视手段弘扬佛法的问题。

　　大师在青年时期撰有《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等一系列以文学形式解释、宣传佛教思想的名著，成为以艺文化推动佛教现代化的一代宗师。大师精巧而敏锐地响应了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普世价值，佛光道场对男、女二序平等权利的积极提倡，对佛教女众价值的高度尊重，及其对女众在僧团中角色、地位的显著提升，堪称是现代佛教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改革之举之一。

　　大师认为：在现代社会，佛教必须要对社会有用，只有对社会有用的东西，才能够存在下来，且能够影响社会，所以推动佛教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改变佛教在社会中一无所用的传统角色，佛教必须重新界定及建构自己的社会角色，必须积极地奋发有为，必须要向现代社会证明它自己拥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佛光山庞大的文教事业及社会事业，就是佛光系统在一个完全变换了的现代社会环境里重新建构佛教社会角色的积极而成功的系列尝试。佛教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必须以决裂的态度对待传统，相反，在大师看来，合理地平衡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在保全传统价值和实现现代价值之间达到一定的均衡和融合，才是佛教现代化应走的正确道路。星云大师所创建的佛光道场是现代化的佛教道场，是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各种人间事业蓬勃开展的道场，但同时也是保留、传承、开发及申张传统佛教基本价值及核心价值的道场。

　　佛光系统是当今世界佛教各系中推动佛教现代化转型最为成功的典型，大师在这方面的深刻经验及成就，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评估。

　　七、推进佛教国际版图的大幅拓展，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第七大贡献。

　　根据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资料，当今世界有超过五分之四的人有宗教信仰，其中有22亿基督宗教的信徒，有16亿伊斯兰教徒，有10亿印度教信徒，有近5亿佛教的信徒。从这个资料，我们清醒地看到：佛教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但在世界宗教的家族中，它仍然是一个弱势的宗教，在全球宗教的信仰版图中，它并不占据显赫的地位，所以佛教对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相对其他世界性宗教而言，显得仍然有限。尤其在率先完成现代化，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欧美世界，佛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视为一种“新兴宗教”。正因如此，所以推动佛教国际化的弘法方向，拓展佛教的国际存在空间，就是现代佛教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20世纪以来，佛教各系国际化发展的步骤明显加快，如藏传佛教的全球扩展，南传佛教的国际化进展，以创价学会等为代表的日本佛教的国际化，以一行禅师为代表的越南佛教的国际化等等，都是其中的显例。而在汉系佛教中，星云大师所领导的佛光系统的全球弘法，则是其中成就最为突出者。

　　佛光系统在1976年前后开始向美国弘法，1988年加州洛杉矶西来寺落成，标志佛光系统的全球弘法已经取得重大的突破及进展。迄今为止，佛光山已经在全球创建二百多个寺庙道场、弘法中心、文教中心，覆盖全球五大洲，初步实现了大师“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弘愿。佛光系统现在不仅仍在全球各地积极推展教务，且规划在未来的30-50年里逐步实现佛教全球化拓展中的“在地化”。

　　可以预期，在星云大师的有力指导下，在佛光弟子的竭诚努力下，佛光系统全球化拓展的道路今后将愈走愈好，而以“佛教人间化”推动“人间佛教化”的人间佛教愿景，也于焉有望!

　　八、真心诚意、卓有建树地积极推动两岸和平，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第八大贡献。

　　两岸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两岸问题的妥当解决，关乎海峡两岸的和平和安宁，关乎两岸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所以它是一个与两岸全体中国人都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星云大师致力弘扬人间佛教，而人间佛教的基本价值是不忍人间之苦，是积极的社会参与乃至政治参与，所以对于关乎两岸人民根本福祉的两岸和平这一头等大事，自然倾注极大的心力和精力。

　　1999年岁末，笔者接受大师委托，主持《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的集成工作，当时这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目标是要把两岸优秀的佛学硕、博士论文，整理汇编，结集出版，以嘉惠两岸的佛教文化，及两岸的学界和学人。记得当时从事这一项目时，我请教过大师：“项目的目的是什么?”大师回答：“对两岸文化有利。”这是我理解大师的两岸关注之始，也透过大师其时的耳提面命，有机会亲身领教大师积极推动两岸和平事业的悲心深意。

　　大师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以真心诚意、满腔热忱努力推动两岸的和平事业。如：1987年5月，他和大陆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一起，为泰国国王蒲美蓬60岁生日祝寿，二人在泰国相见并订交;1988年，大师在西来寺举办“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16届代表大会”，促成两岸佛教代表团共同出席会议;1989年3月，他率“弘法探亲团”赴大陆访问，开创台湾佛教界与大陆交流之局;2002年，他带头发起迎请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奉，其间劳心劳力，殚精竭虑，获得两岸佛教徒的强烈回应，影响广泛而深远;2004年，大师开始江苏宜兴佛光祖庭大觉寺的建设工作，如今，大觉寺不仅已经成为大陆佛教的一块圣地，也已经成为两岸佛教文化、民间社会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2014年9月14日，大师主持了南京天隆寺的奠基洒净;2014年11月22日，大师创立的“星云文教基金会”在大觉寺举行成立典礼，正在筹划推进更加广泛和更加多样化的社会文教事业。

　　无论是大师指导的大陆弘法工作，还是他推动的两岸社会文化交流，以及他在大陆努力发展的文教事业，都为两岸民间社会的理解和交流，为两岸和平事业的凝聚民意、积累善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大师受到大陆三代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他这方面的工作也受到两岸人民的高度肯定。两岸和平事业是中华民族复兴宏伟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星云大师以佛教的智慧和慈悲，努力推进这一事业，他在这方面的卓越贡献不仅将会载入现代佛教的史册，也将会载入现代中华民族的史册!

　　九、为现代台湾佛教的发展探索到根本的出路和正确的方向，是大师对佛教的第九大贡献。

　　台湾佛教已有300年的历史，早期的台湾佛教可以追溯到明郑时代，甲午战后日本佛教大举传入台湾，并大大影响了台湾佛教。1945年台湾重归中华民族怀抱，台湾佛教得以新生。尤其是1949年前后，国民政府迁台，大批大陆僧人迁居台湾，台湾佛教的发展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

　　由于历史因素及现实因素的错综，使得现代台湾佛教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和个性，其现代转型及发展的课题，也因而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例如：台湾佛教具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俗信仰、民间信仰的浓厚成分，如何既要净化这些民俗信仰及民间信仰的迷信成分，确立正信佛教的基础，又要包容及提升这些民俗信仰及民间信仰，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课题;台湾佛教曾经深受日本佛教及日本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因素，如何既要去除日本佛教带来的不良影响，负面影响，又要借鉴、吸收甚至学习日本佛教的现代化经验，构成现代台湾佛教发展的第二个复杂的课题;再以中国佛教与台湾佛教的关系言，台湾佛教本来属于中国佛教的传统，如何在台湾佛教现代建构的过程中，既吸纳和照顾台湾佛教独特的历史因素、地域因素及文化因素，同时又发扬、光大祖国佛教的一些优良传统及普遍价值，是台湾佛教发展中第三个更加复杂的课题。

　　最后，当代的台湾社会，执政能力衰微，族群纷争炽热，阶层矛盾凸显，社会分化加剧，各种矛盾累积及迭加的结果，导致人心常常撕裂，难以凝聚社会共识。这种社会人心状况在佛教中当然也会有其相应的表现，所以当代台湾佛教的弘扬必须正视这些内在的社会矛盾及社会撕裂，以佛教的清明理性予以消解，化戾气为祥和，导纷争于融合，这可以说是当代台湾佛教发展中最为紧迫及最高难度的课题。

　　我们看到，星云大师是一位深具般若智及善巧方便的现代人间佛教的导师，他所创立的人间佛教以高度的智慧，成功地解决了台湾佛教发展中的重重难题，既建立起佛教的正信，也容受及改造民间信仰;既回归中国佛教以戒律为本位、以僧团为中心的传统，也照顾信众信仰主体地位的伸张及具有现代性的各种佛教文教事业的价值;同时还能合理地在大陆佛教因素与台湾佛教因素之间予以平衡，在中国佛教文化因素及台湾佛教文化因素之间予以平衡，并且能以“地球人”的超越的层次，启示台湾佛教避免陷入此时、此地的绝对地域化。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系统，本身就是20世纪台湾佛教的重大进展，这一系统的探索、发展和成熟，为台湾佛教的现代化找到了一条正确而广阔的康庄大道，它极大地引领了现代台湾佛教的发展，并且至今仍然引导及规范着台湾佛教的健康前行，因而为台湾佛教、中国佛教乃至汉传佛教实现现代教化使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十、为大陆佛教的改革和发展提供重大的启示及参照，是星云大师对佛教的第十大贡献。

　　大师22岁时到台湾打拼，实现他宏伟的佛教梦;又在晚近岁月，努力尝试将人间佛教回传中国大陆。他的努力和尝试不会白费，他所创造的经验，他所遭遇的问题，以及他应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的方式，对于拥有共同起源的中国大陆当今时代的佛教而言，当然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佛教，在救亡图存、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困难重重。中国佛教自明清以来彻底陷入为主流社会所边缘化的窘境，佛教僧信的知识水平总体而言并不高于社会大众的平均知识水平，这种知识文化素质较为低落的状况迄今仍未得到根本的及有效的改变，也因此佛教信仰迄今仍然远远未能成为全社会共同尊敬的信仰。大陆佛教曾经长期遭遇极“左”宗教政策的干扰，这种政策的影响及其残余物依旧顽强存在，从根本上调整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的本质之认识，尤其是从人生教化这一点来理解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之本质，也迄今远远尚未成为宗教管理者及社会人士的共识。再加上最近30几年来，佛教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为地方经济搭台的角色，长期担当这种角色的结果，不仅使得商业化、功利化的世俗气息，深深侵袭到今日的佛教教团，也使得普通社会民众对于佛教的观感变得恶劣。

　　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系统是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佛教，如何在佛教现代化的过程中，既保留传统佛教的基本价值、核心价值，又因应现代社会人心的要求和价值，如何既能介入社会，与社会打交道，又能在介入社会的同时保守佛教的本分，并净化社会，引领社会，化社会而不为社会所化，佛光模式积累有丰厚的经验。星云大师所创立的人间佛教，不仅在台湾地区长期行之有效，在全球各地也有诸多的检验与印证，其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不言而喻。

　　大陆佛教中诸多的有识之士，如今也已经充分认识到人间佛教对于推动大陆佛教转型及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全国各地的道场中，活跃着诸多人间佛教行者的身影。因此我们相信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论及实践，他所创立并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的佛光模式，将对现今中国大陆佛教突破瓶颈及今后的良性发展，发挥重大的借鉴、引领和指导的作用。

　　以上我们从十个方面概述星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其实大师对佛教的贡献还有很多方面，难以在一篇短文中具述。而本文所述，也仅为一家之言，难免挂一漏万之失。在此，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2014年11月26日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