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教授(图片来源:资料图)
环保是佛教化世导俗的最好契入点
在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佛教环保起步较晚,相对落后。大约在五年前,第二届青年佛教徒演讲比赛在普陀山召开,主题为“佛教与环保”。在做大会总结发言时,我曾经提出,环保是佛教面向社会,提升人们心灵境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环境保护,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就成为佛教化世导俗的最好契入点。既契理,又契机。
所谓契理,指佛教的超越性格和批判精神,能对当代环境哲学和环境保护提供最深厚的思想资源。佛教的超越性格,即它的宗教性和主体性。宗教比之于经济与政治,具有超越性与普适性。在苦、集、灭、道“四谛”中,苦谛是认识佛教的前提。所谓“知苦”,就是用一种批判而又冷静的眼光,来观察这个社会,审视社会中的种种缺陷,探索其背后的原因。佛陀的创教就建立在对社会批判的思想之上。如针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四种姓制,佛教提出众生平等——社会批判;针对婆罗门教的神创论及各种沙门思潮中“宿命论”“怀疑论”等种种错误的思想谬见,提出缘起论——思想批判;然后把一切社会批判、思想批判,引向贪嗔痴三大根本烦恼——归结到人心的批判。
所谓契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从社会适应层面发展到社会关怀层面。我曾把人间佛教划分为三个层面和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适应,但只是强调适应,就无法彰显佛法的主体性,也无法彰显佛陀的创教本怀;其次是社会关怀,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了这一阶段;更高的层面即社会批判,还有待时日。如何正确处理人间佛教的三个层面之关系,要靠佛教的“二谛”智慧,就是真谛与俗谛的相即不二。佛教在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既要出世,又要入世,出世是超越,入世是关怀,也就是“出淤泥而不染”,这就是佛教的中道智慧。
从缘起论和业力论推出的两组基本原理
“七佛通诫偈”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基础:“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自净其意”,就是从“心”开始的个人修行和社会变革。佛教哲学的两大支柱为“缘起论”和“业力论”,二者都是对宇宙人生真相及发展运动的解释。缘起论是佛教的哲学基础,业力论是佛教的道德支柱。缘起论是对业力轮转的哲学慧解,而业力论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这一套人生观准则,又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之上。换言之,这两者在理论上是“空有不二”,在实践上是“悲智双运”,在方法上则生发出佛教的中道智慧。牢牢地把握住这两点,基本就不会偏离方向。
从缘起论推出普遍联系和性空无我两个基本原理。先说“普遍联系”。据说,马胜比丘在回答舍利弗之问时,概说释迦牟尼的教导:“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比丘,常做如是说。”这被后人称为“法身舍利偈”,也是“缘起论”的经典表述。说明法不孤起,待缘而生,如因陀罗网中的珠子,千灯互照、光光交彻。1999年我们在发起召开中国佛教信息网会议时,与赵朴老汇报这个问题时,朴老问什么是因特网,我说就好比佛教所说因陀罗网。朴老当场就讲出了“千灯互照、光光交彻”这一个典故。唐代法藏大师对武则天讲《华严经》“法界缘起”这一原理,运用了多媒体教学,大殿中安放十面镜子,点起一千盏灯,这种交相映射的境界,像满天繁星一样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所以按照这个原理,世界上每一件事物都不是孤独的,在江河源头所投的污水,经过大自然的循环,迟早有一天又会回到我们身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南美洲热带雨林的消失,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非洲的饥饿同我们未来的和平也是息息相关。不要以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一个地球村的观念之下,再一次证明了佛教万法缘起的普遍性。
从缘起论必然推出“性空无我”的结论。“无我”就是否定有独立的精神主宰“我”的存在。在佛教看来,当今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自我中心所导致。在本来相互缘起的世界中,偏执于以我为中心、以我的家庭为中心、以我这个民族国家为中心,都是“我执”的表现。只有无我论,才能破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如实的心态对待自我和世界。
业力论以缘起论为哲学基础,并注入价值论的因素,偏重于生命主体的升进和精神生活的升华,由此构成佛教人生观和道德自律的基础。业,是有意志、意识的行为,此行为能够带来相应的后果。也就是说,众生善恶染净的行为,按照因果律而产生相应的果报。由此引出两对范畴:“正报”和“依报”,“别业”和“共业”。从天堂到地狱的六道众生,是造了一定的业,而形成相应的生命主体,这是正报;每一层级生命的主体,形成相应的生存环境,即依报。依报由正报所决定,有什么样的生命主体,也就有相应的生存环境。每个生命个体所造的业是别业,共业是社会群体共同所造的业。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层层递进。
从缘起性空的终极层面来看,从业力论推出两个重要原理:即依正不二和自他同体。但从自净其意的实践层面来看,业以思(意志)为体,即在环境与生命主体的依正关系上,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在生命个体与群体的自他关系上,大乘的菩萨以他为自,故形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思想和行为。就个体而言,心的染净趋向决定了行为的善恶,从而产生相应的苦乐后果。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就众生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业力论既解释了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也为解脱痛苦提供了意志自由的依据。而正报与依报、共业与别业的辩证关系,则为佛教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提供了哲学依据。
从“心物一元”到“从心开始”
我们把佛教教义的两个基本点出发,推导出两组可以与环保思想相契的基本原理:普遍联系、性空无我和依正不二、自他同体。这两组基本原理,也就是智慧与慈悲两轮。而连结悲智两轮的主轴,则是“心”。如《华严经》所说:“应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在本体意义上,心与物无所谓谁先谁后,佛法认为心物一元,心物不二。但是在我们实践的层面,肯定心的能动作用。
在佛教哲学中,关于“心”,可以分析为四个层面的问题:
1、心-身关系、心-境关系。心的心理作用、认识能力和内在结构,引出境由心造的命题。
2、心的染净关系。心的污染与清净,善与恶,引入伦理价值的因素,解释了生命流转的原因与解脱实践的依据。
3、心与众生、社会、国土的关系。就是刚才所说的正报与依报,共业与别业的辩证不二关系。从这个关系中必然导致出菩萨拯救众生的精神,以及人间佛教的理论前提。菩萨——觉有情,使一切众生皆能得到解脱。慈者与乐,悲者拔苦,佛教的慈悲精神,不仅是情感的无限扩大,还是理性的自觉抉择。慈悲,台湾的慈济人把它概括为“大爱”,伟大的爱。在缘起论的基础上,慈悲展开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即无条件的慈悲,也就是《金刚经》中所说的“三轮体空”无相布施,不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佛教的慈悲,一定是建立在毕竟空的基础上,无条件地爱。“同体”,就像《维摩经》所说,“以众生病,是故我病”。以同体大悲的精神,众生的苦我们感同身受,黄河在流血,长江要断流,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顾,因为我们的血管里就流淌着黄河长江水。宋代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提到:“民吾同胞,物我与也。”老百姓是我的同胞,世界上的草木大地都是我的朋友。这个“民胞物与”与“同体大悲”意义相仿。总之,悲智不可分离,是谓悲智双运。没有智慧的慈悲、善是不可靠的。
4、心与佛,心与法界,心与终极存在的关系。这是处理世、出世间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在最终极的层面,给每个人的自我解脱,给众生的解脱,给环境的清净,找到了最彻底的依据。通常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充满了黑暗与痛苦,故向往光明清净的彼岸佛土。舍离此世,追逐彼世,这是小乘的出离思想,是一种逃离。而大乘的出世间是“即世间而出世间”。换言之,世间与出世间好比“阴阳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不是截然割裂,是“相即不二”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清净的国土,就是在这个污秽的世界当中,发掘每个人心中所具的光明觉心,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心是实践的枢纽,纵向展开以成佛为中心的向上途径,横向展开为心与众生及环境的关系。“从心开始”这个命题,在哲学上的革命意义不言自喻,恰可对治当前人欲横流、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病,也是佛教教义对于环境问题最具可操作性的实践依据。“始”,是含目标于过程之内,具有实践和向上之义。如“始士”,指菩萨之异译。始,发心之谓也。“始觉”,即经过后天之发心修行,次第生起断惑之智,断破无明,归返本觉清净之体性。落实到环境哲学上,环境既是心认识和活动的对象,又是心变革和改造的对象。
第一、一切唯心造,说明造成今天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根源。
第二、唯心能转物,这是佛教推行环保事业的实践基础。
第三、心净国土净,这是佛教在人间创建净土的理想目标。
《维摩经》与《阿含经》的经证
刚才我从佛教基本教义作了理论上的推导,提出从心开始、心能转物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来引述几段经文,分析经典上的依据。
《杂阿含经》第267经指出:“诸比丘!当善思惟观察于心。所以者何?长夜心为贪欲所染,瞋恚、愚痴所染故。比丘!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从经文上看,“心净国土净”的思想并非《维摩经》的独创,其与早期的《阿含经》是一脉相承的。“心净”,要净化什么?这就一直归结到我们人心中最阴暗的层面——贪嗔痴,这是生命痛苦和世界动荡不安的总根源。具体来说,贪欲是自私的根源,导致对他人和自然的掠夺;瞋恚是仇恨的根源,导致冲突与战争;愚痴是认识不清宇宙人生的真相。
《维摩经》佛国品:“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对这段著名的经文,人们的解读见仁见智,也引发不少争论。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杨惠南教授,早在十多年前的《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一文中,对慈济功德会的“预约人间净土”以及法鼓山的“心灵环保”,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他认为两者都偏向于垃圾回收和种树种草,却并没有触及到影响台湾环境的两大污染源,那就是资本家所开设的工厂,以及与资本家利益相勾结的政府。若从环保理念的建立方面,杨惠南认为慈济与法鼓山二者都有重“(内)心”轻“(外)境”的倾向。也就是说,二者都偏于“心理垃圾”(贪、嗔、痴等烦恼)的去除,却忽略了外在世界之真正垃圾,如土地污染、河川污染、空气污染、核能污染等对境的方面的防治与清理。因此,为了对治曲解《维摩经》中“心净则佛土净”的经义的偏差,必须建立一个强调“境”清净或“器世间”清净的佛教生态学。
杨惠南把环保问题提高到社会批判高度,值得我们注意。但其说法有矫枉过正之处,“预约净土”、“心灵环保”都是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但是已经使台湾的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了,比如“全民捡垃圾”、“树葬”等等。从理论上说,佛教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境由心造”,我们人类所生存其中的环境,并非机械的自然,也不只是生物的自然,它是同时反应出人的道德自觉与宗教实践的“人化自然”。“心净则国土净”这一命题,不可简单地解释为:自心净,则净土“自成”。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环节——“心净则行净”。在这段经文之前,首先论述心净的前提是发三心——直心、深心、菩提心。而随之论述的六度、四无量心、四摄法、方便、三十七道品、回向心、十善等菩萨度生的实践众行,都是净心的充实和展开。
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可知:众生是菩萨所成佛国净土的根基。菩萨依上述种种“净土之行”,令自“行净”,亦教化众生同自己一样“行净”。如是,同行众生聚集,在将正报“众生”净化成“菩萨”的同时,则作为依报的“器世间”,亦庄严成菩萨将来成佛之国土。具体来说,就是佛教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带动广大众生一起来做变革社会的事情。而要做到整个社会的清净,带动整个国土的清净,我想从现在、从自己、从心开始还是合理的。
因此,在宗教的终极关怀下,佛教的生态学有着积极的批判潜能和重建现代文化的力量。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上,佛教的超越精神和广博视野,理应为现代生态学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石。
佛教思想对当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对治
当今的社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源头都是我们对物的强化,世界成了物化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文化生活中,都被物欲异化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导致我们现在大量以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环境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台湾王俊秀、江灿腾十多年前,在《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一文中谈到:人类对其它万物“野蛮化”的过程间接、直接地影响人类自身安危及生死的各种“生态反弹”。目前,环境污染不再只是“脏”的问题,更是我们存在性的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治本之道在于改变世人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文章提出四条解决环境问题的“范型转移”:(1)由过去的“万物之灵”到意识到我们仅仅是“万物的一支”。(2)由“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3)由“科技万能”到“科技有所不能”。(4)由“成长无限”至“成长有限”。
如果我们能减少一半以上不必要的浪费与消费的话,那我们环境恶化的趋势就会得到相当有效的扭转。然后靠我们人类自己的智慧,发展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科学手段来加速治理我们的环境,那么人类还是有救的。佛教哲学能为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谨概括如下:
1、万法缘起的思想为生态关怀提供了佛教世界观的基石。
2、由业力论引出的因缘果报理论为环保和护生提供了行为规范基础。
3、境由心造、依正不二的观念解释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原因。污染的环境是由污染的心所造成,清净的环境是清净的心的结果。
4、自他同体、慈悲为怀的精神是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性抉择。有人曾问孔子思想,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这个“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自通之法”。他人不是我们的地狱,也不是我们的鸿沟、障碍,我们是万物同体的。
5、“心能转物”,这是佛教推动环保和护生的实践动力。心是能动的,要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必须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是一个具有哲学革命意义上的口号,逻辑清楚,层层递进,具有实践的动力。
6、创建人间净土,是佛教改变不合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理想目标。学佛是为了转凡成圣,从秽土进入到佛土、净土。而人间佛教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人间”完成上述转变。所以我们理想的目标,就包括建构一个清净的国土,合理的社会,成就一个清净的觉悟的人生。
7、真俗不二的中道智慧,能够指导我们在发展与环保,即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保持长久利益间找到平衡。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于是长期来片面追求利润、产值、政绩,从而导致了眼前利益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提出“可持续的发展”的理念,也就是发展与环保并进,其中的紧张关系就需要佛教的中道智慧来处理。禅宗讲:“随缘消业,任运穿衣”,缘即条件。我们都知道环保事业的紧迫性,但在物欲横流的现时代要完全改变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却是相当艰难。所以,我们随顺时节因缘,从眼下可以做的方式先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