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则禅宗公案看“人性之光”在舆论中风光几何

　　摘要：这些我们引以为信念的佛性能透过多少恶习的障蔽，才能抵御多少散乱的妄念，焕发出多少有力量的光明。这时我们说起佛性时，才有自信的把握，也才有涤荡一切成见之后的自在活泼。同样的，我们能卸掉多少自我维护的甲胄，才能在情境的逼拶中暴露多少生命的真实，我们的价值信念才能在多大程度上称作真正照见现实的“人性之光”。

　　网络舆论一向让人感受到虚拟世界无时无刻影响着我们的意志，特别是在灾难过后，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一处，虽然高潮过后就销声匿迹，却能够在短短几天内，我们就在人间炼狱般的灾难现场之外，开辟出一个网络世界的修罗场。

　　在这次天津爆炸后，网络舆论似乎比以往激烈得多，不出意外的是，网络上又分出了几个对立的阵营，在争论着以往一样的问题，这样的“打脸圣战”又迎来一次高峰。笔者关注到一些充满“人性之光”的“信念”一再被提起，譬如“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永远都超过所有的意识形态”、“拿体制说事唯恐天下不乱动摇军心”……这些话听起来都那么“正能量”、“价值正确”，但是一如既往空洞、经不起现实情境的考验!

　　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则禅宗公案——上世纪初一位善讲诸经的大法师到终南山茅蓬找虚云老和尚辩论机锋，法师谈空说有滔滔不绝，老和尚听他把话说得很大，便对他说：“你的机锋辩论虽然很好，但这个不是你自己真正功夫，在生死根本上作不了主。不要再多辩了，咱们俩坐坐看吧。”于是他们两人就在茅蓬里打坐，能说大部经的法师不到一天就在蒲团上焦躁不安。

　　虚云老和尚这句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说的“人性之光”挺高大上的，但是遇到大风大浪还能扑棱几下呢?真正的功夫不在说得多好听，还得实实在在能照见自己。可当我们面临困境，找到救命稻草一般的“人性之光”，更多的不是照见自己，而是表露出狂热的自信，同时是对他人“人性之光”的轻蔑。现在的舆论，颇能以这样的“人性之光”来说事，随手就划定了自己的准则，而难经现实世界的推敲，只顾无限高推某一种价值评判的道德优越感，不顾真正现实的复杂和无奈，经由简单粗暴的伦理论证，便迅速完成了自我合理化的过程，然后形成党同伐异的混战格局。

　　似乎现在的人越来越难以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交流”了，理直气壮的谩骂和嘲笑才是人和人——准确说是阵营之间——交流的常态，特别是立场高于一切的时候，维护自己的“信念”才成了正经事。

　　在这种互相攻讦的过程中，许多杀招陆续登场，譬如谁先说出“道德绑架”或者“不传谣”“爱国”几个字然后配上一张“打脸”的截图时，就成功将他者推向了社会蠹虫的地位而安心地庆幸自己“三观正”了，又如谁先嚷出“对这个国度有些绝望”就避免了对现实的深刻追问和自我小市民心理的反思了。

　　而这些信念难道不是我们在灾难面前坚守的“人性之光”吗?是!在灾难面前，所有的努力都在这“人性之光”的照耀之下，它意味着我们放下狭隘的自我，相互扶持、相互宽恕，共同度过生命的困厄，并反思造成灾难的根源，让“人性之光”变成“人间之光”，它本该给众生慰藉，而不该在“正能量”的旗帜下让人感到刺眼得窒息。

　　在禅宗，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可当有个学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禅师说：“无。”上至诸佛，下至蝼蚁，皆有佛性，狗子为甚么却无?禅师说：“为伊有业识在。”赵州禅师的不二之旨难以推度，但他无疑给后来高唱口头禅却不务实的狂禅之士以警醒——这些我们引以为信念的佛性能透过多少恶习的障蔽，才能抵御多少散乱的妄念，焕发出多少有力量的光明。这时我们说起佛性时，才有自信的把握，也才有涤荡一切成见之后的自在活泼。同样的，我们能卸掉多少自我维护的甲胄，才能在情境的逼拶中暴露多少生命的真实，我们的价值信念才能在多大程度上称作真正照见现实的“人性之光”。

　　在印度，有一位名为提婆的中观学者，常常在辩论中战胜外道，破斥种种不究竟的学说，可是有一位对手的弟子生气强烈的嫉妒心，将提婆残忍杀害。据记载，提婆在临终之际，还为刺杀他的人规划了一条安全的逃生路线，以免自己门下修行不够的弟子过于愤怒前来复仇，又造恶业。这种怨亲平等的精神，是一位在印度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论师所实践的人性之光，是在今天所难以想象的修为，却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有相信“人性之光”的强大力量，更相信它不在空洞的教条和促狭的论证中，而在现实困境中传递出的温情。
　　文/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