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代，佛教在长安这个地方得以兴盛繁荣不是偶然的，它既有明显的地理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正是特殊的地理和历史两大因素的结合，造就了汉唐长安佛教的宏伟壮观景象。

　　长安（今西安），地处陕西渭河平原，也即关中平原中部。关中地区，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山脉，气候温和湿润，自然水系丰富，经过长期冲积，形成了肥沃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这片千里沃野，农业生产发达，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为著名的麦棉之乡。关中平原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盛产谷子、糜子等。关中平原南部为陕南山地，盛产亚热带农林产品。关中平原与南、北两地区构成经济生产的互补优势，能够基本上满足当地人口的生活需要。

　　中国早期国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业，统辖范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西是渭河流域，东濒大海，北至燕山，南到长江。这一地域长期以来构成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核心地区。长安地处上述核心地区的西端，既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向东南各地的门户，也是西部地区南北交通的枢纽，同时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为中国古代联结东西方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重镇。长安这座古城在古代中国国家大格局中具有显著的区位特色和特殊的区位优势。

　　《宋史·李纲传》云：“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秦汉至唐，建都中原的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军事政治势力，中原王朝国土的开发主要也是西北地区。西北不同民族统治者有的也以迁徙、拓展中原土地为目标，而关中地区是其首当其冲之地，于是成为不同军事政治势力势所必争的地区。而处于这一地区的长安，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自然成为定都的首选理想之地。自汉高祖定都长安始，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在定都长安的诸王朝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匈奴人建立的前赵、氐人建立的前秦、羌人建立的后秦、鲜卑人建立的西魏和北周。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推动了游牧文明区和农耕文明区“混而为一”统一局面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至唐代更出现了“胡越一家”的格局。长安作为古代中国长期的政治中心，见证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光辉历史。

　　泱泱大国千年古都长安，也是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前来中国的外国商人、政界人士、文化界人士、宗教传教士等多云集于此。早在西汉时长安城内就有专为外国人而设的居住区，到唐代，侨居长安的外国人多时数以万计。唐王朝与数以百计的国家和地区有交往、联系，一时出现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接受“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

　　长安早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就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到隋唐时代更成为全国最大的佛教中心。印度、西域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而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佛教向中国内地传布的首站。长安作为国都，自汉初以来就由中央管理各种宗教信仰，各地的神祇都被建祠于此，这也成为尔后历朝中央政府管理宗教的传统模式。相应的，当时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也纷纷涌来，聚集在长安的城内或郊区，传播、弘扬宗教教义。十六国和北朝时期，一些信仰佛教的西北少数民族内迁，在长安建立政权，佛教一时异军突起。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高扬本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的目的，更因政治统治的需要，提倡“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既反映戎、汉之间的张力，也表现出用佛教价值观念影响汉族，力求民族融合的努力。二秦时代，为长安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的佛教中心奠定了基础。隋唐时代，长安成为统一的中国首都，隋唐王朝更是推动长安佛教达到空前兴盛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