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佛教的兴起，离不开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弘扬。西晋时，最著名的译经家竺法护自敦煌来到地处与西域相往还的要冲长安，从事佛经翻译与弘法活动，直接推动了长安佛教的兴起。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大多数都提倡佛教以巩固自身的统治。佛教在建都长安的二秦时代，尤为兴盛，二秦佛教及其代表人物道安和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朝五代中，西魏和北周的都城在长安，西魏时因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影响，佛教一时衰微，但不久又得以复兴。取代西魏的北周王朝，起初也尊崇佛教，但后来发生了武帝灭佛事件。武帝死后，佛教又立即得以恢复。综观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主要得力于竺法护、道安和鸠摩罗什三大僧团的译经和弘法活动，使长安三度成为北方佛教译经中心和弘法中心。可以说，没有这些僧团就没有当时的长安佛教。此时的长安佛教，由于二秦统治者不惜派重兵分赴襄阳、龟兹，夺取、延请道安、鸠摩罗什至长安，而带来了辉煌；也由于北周武帝的灭佛而一度跌入低谷。长安佛教历史的巨大反差现象，给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两晋、南北朝佛教兴盛期间，长安作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译经中心之一。竺法护早年到西域，取得《贤劫》、《法华》等原本佛典165部。公元266年他从敦煌携带经典来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东，沿途传译，未曾暂停。据《出三藏记集》的记录，竺法护翻译经典159部、309卷。竺法护的译本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当时西域流传的要典，为佛教在长安乃至中国的流布开辟了广阔局面。道安晚年在长安弘教七八年，主要从事讲说和组织翻译，推动长安成为译经的重镇。道安创建译场，奖励译事。如他组织来华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跋提、昙摩鞞和耶舍等人翻译佛典，他还亲自参加翻译活动，不时对译文加以考正，诠定音字，核对文旨，还总结翻译佛典的经验教训，为日后的译经指明正确道路。在长安时，道安得知鸠摩罗什在西域拥有崇高声誉，一再建议当时的统治者苻坚迎请他来华，后鸠摩罗什终于在公元401年被迎入关。鸠摩罗什在长安约弘法13年。他应姚兴之请，创建了国立译场，领导和组织西域僧人及来自各地的名德，开展翻译工作，规模宏大，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出三藏记集》所载，鸠摩罗什共译出经典35部、294卷。他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大乘般若类经典和缘起性空学说，移植和弘扬大乘佛教的根本教理，在中国佛教传布和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弘教中心之一。与译经中心相联系，长安也是佛教弘传中心之一。西晋武帝末年，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建立寺院，潜心修行，弘扬佛法，声名远扬，吸引各地前来从学僧俗达千余人，一时形成长安乃至北方最大的僧团之一。史载，道安在襄阳时跟随弟子就有五百多人，到长安后住城内五重寺，更是领有僧俗大众数千人。作为当时的佛教领袖，他不仅大力宣讲佛法，还提出沙门统一以释为姓，并制定僧人礼忏等行仪轨范，为日后中国僧人的宗教生活奠定了初步基础。后秦时佛教更加兴盛，长安寺庙林立，僧人数以万计。鸠摩罗什在长安西明阁、逍遥园澄玄堂及草堂寺主持译经和讲说众经，吸引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门人号称三千。著名弟子有僧肇、僧睿、道生等，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影响至深且巨。

　　（三）佛教交流中心。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是沟通西域、北方中原和南方三地佛教的中心。如西域著名僧人竺法护、佛图澄、僧伽提婆、鸠摩罗什等，前来长安或途经长安分赴中原地区，翻译佛典或弘扬佛法。来自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境内）的佛陀跋陀罗先来长安教授禅法，门下有数百人，后又率门徒40余人南下庐山、建康翻译佛典。长安还有来自北方、庐山、江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名僧前来参加译事和学习。身在庐山的南方佛教领袖慧远也和长安鸠摩罗什书信往还，探讨佛理，保持南北两地声气相通。长安实是当时最大的佛教交流中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起到了至为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