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出生在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抚养长大。立国后，他采取以佛教巩固统治权的方针，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弘扬，建寺立塔，造像写经，不遗余力。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力推佛教的发展。唐王朝统治者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李唐一代既有唐高祖宗国学，并以王室和老子（李耳）同姓李为由，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释，武后则天则利用佛教徒伪造《大云经》，自称弥勒下生，当为皇帝，并以佛教开革命之阶，令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唐代既有唐王室每隔30年举行一次盛大的迎佛骨供奉活动，又有唐武宗的毁佛事件。总体来说，直至武宗毁佛之前，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

　　长安作为隋、唐时代的首都，得天时地利之便，佛教的宗教文化创造，往往首先在长安产生，也在长安聚集。长安佛教自然而然地成为主导中国佛教的中枢，长安地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地区，成为中国佛教僧才凝聚、经典翻译、佛教弘传、宗派创立和文化交流的五大主要中心。

　　（一）僧才凝聚中心。隋、唐京都长安，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城内郊区寺院众多密集，而且壮丽宏伟，僧人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条件优越，佛教弘传效应显著，社会影响很大。长安佛教生存的良好条件，佛教发展的广阔天地，吸引了一大批高僧、名僧、学问僧、禅僧、大德前来长安弘扬佛法。印度僧人或沿陆路由西到东，或沿海路由南到北，聚集于长安；西域僧人沿河西走廊进入长安；日本、朝鲜僧人则自东向西来到长安；以玄奘为代表的出国留学取经的爱国僧人回到长安；国内各地的优秀僧人也云集长安。唐代“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而归佛门的人才，应当说主要集中在长安。优秀僧才凝聚长安，是长安成为佛教译经、传教、创宗、交流等中心的前提和基础，也极大地提高了长安佛教的品格和地位。

　　（二）经典翻译中心。在隋、唐王朝的直接支持下，长安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佛经翻译中心。如隋文帝延请来长安译经的那连提耶舍、达摩阇那、阇那掘多等5位天竺译师，就译出佛典59部、262卷。唐代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译场主要设在长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被称为“长安三大译场”。从唐太宗时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至唐宪宗年间，前后280多年，译事不断，译籍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人。译师26人中，玄奘、义净、不空等人的成就尤为突出，如玄奘译出75部、1335卷，义净译出61部、260卷，不空译出104部、134卷。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的经典已基本翻译成汉语。隋、唐译经开辟了佛教传播的新途径、新天地，为创立佛教宗派提供了新动力、新根据。

　　（三）佛教弘传中心。隋、唐时代，长安也是佛教弘传的最大中心。长安的佛教弘传活动，主要针对三种对象而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教内的学众，隋代设立以长安为中心的弘传佛教系统，如分涅槃、地论、大论、讲律、禅门五众，或更多的二十五众，选聘富有学识的学者，担任每众的“众主”，教导学众。二是面对世间大众弘教，每于岁时节日在寺院举行“俗讲”，结合佛教故事和历史故事，以通俗语言宣扬佛教义理。或由化俗师深入附近村落，向群众传教。长安的慈恩寺等还培植牡丹花，供游人观赏，或约集庙会，吸引大众，间接传教，扩大影响。三是向周边邻国传教，如中国高僧从长安出发去日本传教，前后相继不绝。也有日本和新罗的学僧前来长安从中国高僧受学，一时弘传活动空前活跃。

　　（四）宗派创立中心。隋、唐时代国家高度统一，相应地要求和推动各种思想文化出现综合的新形式。此时，南北佛教交光互摄，交渗互融，趋于综合，而形成了八个佛教宗派。其中在长安创立的宗派，有玄奘和弟子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因玄奘住过长安慈恩寺，也名慈恩宗。道宣在长安及近郊终南山研修律学多年，创立了律宗，因后来居住终南山丰德寺，故称南山宗。法藏常年在长安弘法，推崇《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并用华严思想来统摄一切教义，创立华严宗。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东西二京，主要在长安，创立以修持密法为主的宗派——密宗。善导长期在长安光明、慈恩等寺宣扬净土，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创立净土宗。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于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在扬州江都慧日道场撰成《三论玄义》，同年应召前往长安，后奉隋文帝之命撰写三论的注疏。吉藏创立三论宗基本是在江南完成的，但在长安的20多年间，吉藏仍在进行创宗活动。

　　创宗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中，除天台宗和禅宗外，均在长安创立，仅此一项，就足见长安佛教的辉煌、显赫。

　　（五）文化交流中心。隋、唐时代，长安佛教寺院其实是当地社会文化交流中心，有些寺院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点。在佛教文化的交流带动下，长安成为全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就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隋、唐时代长安的文化交流在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空前的。交流地区，涉及与印度、波斯、希腊、中亚、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文化互动。交流领域，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乃至生活习俗等。例如，唐王朝时常在朝廷内殿举行儒、道、佛三教对论，其中关于道教的道和佛教的菩提两个概念异同的论辩，实际上推进了中印哲学思想的共同发展。又如在文学、艺术方面，唐代长安寺院的俗讲，创作的变文，寺塔建筑，以及引进的乐典、乐器、舞曲、舞蹈等，都是文化交流的成果。此外，如域外医药学的输入，园艺新品种的引进，长安寺院也是这些方面文化交流的桥梁。可以说，没有长安佛教寺院的中介作用，就没有隋唐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就没有隋唐时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