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最大的特点是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这恰恰是佛教慈悲观念植根于诗人心灵深处的体现，佛教的慈悲精神是最能反应杜甫诗与佛教关系的核心理念之所在。很多人认为杜甫作为一名努力寻求人世的儒者，其佛教信仰的虔诚度是值得怀疑的，吕激发表《杜甫的佛教信仰》一文，翔实地考证了杜甫从信仰禅宗而后转信净土这一奉佛的心路历程。而关于佛教对杜甫创作的影响，杜甫研究权威吉川幸次郎一再强调说，杜甫那种为民请命、不畏牺牲的品格，正是发扬了大乘菩萨慈悲为怀、济世度人的精神。

　　 一、杜甫诗与佛缘

　　 杜甫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杜诗在题目中就能看出与佛教相关的有30多首，其他作品中涉及到佛教的内容和思想就更多了。杜甫信仰佛教，并创作了与佛教有关的诗，其因缘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受到姑母信佛的熏陶。

　　 杜甫早年有一段时间寄居在姑母家中，姑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杜甫身体羸弱多病，姑母甚至舍弃了亲生儿子的生命换来了杜甫的康复。杜甫为其姑母撰写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说： “爱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母仪用事，家相遵行矣。”其姑母笃信佛教，并使全家奉行，杜甫无疑也受到了佛学的熏染。

　　 （二）历史境遇和仕途失意。

　　杜甫中年困居长安，按儒家的说法，这一时期正当是男儿“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最美好的时光。可是，杜甫在长安应试落第，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不久安史之乱爆发，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表达了对战乱中百姓生活的深切同情，著名的有“三吏”、“三别”。“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在兵荒马乱时代，杜甫晚年漂泊在西南等地，最后困逝在湘江一叶孤舟之上，时年五十八岁。杜甫的一生是壮志未酬、颠沛流离的，他甚至发出了“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样愤慨的诗篇。在理想与现实强烈的冲突下，在怀疑和否定儒家思想的同时，佛教帮助他维护了心灵那一片自由与和平的净土。

　　 （三）佛教兴盛和涛禅相似。

　　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八大宗派。唐王朝包括大周实行的三教政策也并不统一。总体上来说，儒学得到官方的保护，道教因为李唐与老子认了亲也得以支持和发展，而佛教无论从其自身来说，还是与儒道比较来看，在思想史上都达到了高峰。佛教宗派中禅宗和净土宗较为简洁，适合中土人的根性。尤其禅宗，其禅之宗风颇与诗之意蕴相契合，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杜甫晚年所作的《秋日夔府咏怀》说：“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对此学者颇有争议，有人说普寂为七祖，杜甫皈依北宗禅；也有人说神会为七祖，杜甫信奉南宗禅。不管怎么说，杜甫是喜好禅风的，诗人的审美体验和禅的生命体验是人类反思的两种体验形态。一外一内，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其实就是禅生命体验的语符化外显。杜甫接受禅学风骨的影响，一点也不奇怪。诗人一生经历着苦难的人生，常常借诗以反思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是诗人杜甫与禅趣结缘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