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段这么虔诚，他为什么还俗了呢？我怕这个话题会勾起他的伤心事，但还是提了出来。

　　“说来话长，”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沉重，“你还年轻，可能不会明白的。”

　　过去在中国，寺庙拥有很多土地，所以土改时就成了斗争的对象。寺庙的土地被剥夺了，剩下很少，几乎不够僧人们维持生存。香火钱原来是寺庙很重要的生活来源，也几乎断绝了。僧人们不断受到警告，禁止“利用迷信赚钱”。在中国西北的一座寺庙，僧人们被迫在庙门口贴出这样一张告示：

　　别觉得佛和菩萨能保佑你们好运常来，无病无灾。无论你们捐献多少钱，他们都实现不了你们的愿望。用你们的钱买国债吧，这样你们能为社会创造无限的幸福。

　　饥饿迫使许多僧人还俗。到了1958年，绝大多数的僧人都离开寺庙了，有些饿死了，就连大雁塔的方丈也被赶回家去，只能靠推着小车沿街卖煤为生。老段是个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宗教局合并寺庙时，把他分配到大雁塔。因为大雁塔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市文化局的四名干部常驻这里，除了保护大雁塔，他们也兼管老段和其他三名僧人。他们禁止僧人剃头，穿袈裟，拜佛以及在大殿里做早晚课，大殿只能用来搞政治学习和开批斗会。僧人们只有在自己屋里念经，但也只能小声念，不能让干部们听见，否则他们说僧人们故意影响他们的工作。

　　不过，一年当中，老段他们也能享受几天正常的寺庙生活：剃头，吃斋，念佛，做法事。佛教有助于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每当有外国佛教代表团来参观，干部们就把西安市里其他寺庙的僧人们调到大雁塔来，使寺庙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对可能问到的问题，老段他们都事先进行认真的准备，按统一口径回答。

　　老段甚至被派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以便提高政治觉悟。“外国代表团说，玄大师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老段回忆道。“事实上，他是我们惟一能谈的。我们给代表团成员看玄大师翻译的佛经，带他们参观大雁塔，向他们介绍我们纪念玄大师的特别仪式——这当然是假话。他们走之前，我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拓印的玄像。在这整个过程中，干部们一直紧张地盯着我们，恐怕出一点差错。最后代表团走了，相信我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甚至还很羡慕我们。”

　　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紧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回忆说：“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唱革命歌曲，你没有一点时间考虑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用黑心换忠于党的红心，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

　　我问他学习的内容。

　　“很多和我们根本不沾边。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花好几个星期学习新的婚姻法。它和我们和尚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他们心里清楚我们要被遣送回家，还会结婚，了解一点当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对我们没坏处。”说到此，他尴尬地笑了一声。

　　有些干部确实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让他们结婚。终于，寺里的两个僧人屈服了，开始谈对象了。接着干部们每天又做老段的工作，问他什么时候结婚，还说结婚并不影响他信佛。大雁塔外面有一个女人，老段每天都见到她在那儿卖水。她是村里的一名寡妇，一人养活四个孩子。老段想，没办法，就她算了。

　　老段沉思了很久，终于说：“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完成了对我的改造，可能就不会再来管我，说不定我倒有机会打坐念经呢。”说到这，他停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说这些好像是为我自己辩护。真的，怎么说都开脱不了，有些人不就坚持下来没有还俗吗？”

　　他们婚后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老段仍然记得红卫兵冲击大雁塔的那一天。那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正要吃晚饭。突然外边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帮红卫兵就闯了进来，高喊着：“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其中两个冲进他的小屋，从桌子上抓起佛经就扔到地上，还命令老段用脚踩，以示对“革命行动”的支持。“这怎么能踩呢？这是佛陀的话。我若是踩了，就是造孽，会进地狱的。”他拒绝了。红卫兵恼羞成怒，使劲跺着脚，并警告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好想想吧。明天我们再来找你算账！”说完之后扬长而去。

　　屋外，红卫兵们正在张贴毛主席像和大字报，还有一些人在大殿里往佛和菩萨像上套绳索，准备拉倒它们。那几个文化局的干部赶来制止，说这些东西是国宝，不是封建残余，他们有国务院的文件。这番话真把红卫兵唬住了，他们站在那儿不知干什么好。突然一个红卫兵开始扯屋顶上挂着的经幡。“这些总该不是国宝了吧？”他厉声说道。不一会儿，所有的经幡，连同庙里收藏的珍贵的佛经以及古书，都被扔到外面，堆成一大堆。红卫兵命令僧人和干部出来，围成一圈站着，作为他们革命行动的见证人。然后，在疯狂的喊叫和鼓掌声中，他们放火点燃了这堆宝物。火烧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