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保存下来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寺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50年代初，全国有大约二十万座佛教寺庙。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破坏了许多，有的被拆掉，有的被改成学校、工厂、住宅和博物馆。等到红卫兵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完好无损的寺庙只剩下不到一百座。北京一度曾有一百多座寺庙，如今只有五座归僧人管理。随着寺庙的消失，我们历史和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也随之而去了。直到它们不复存在，我们才认识到它的价值。

　　然而，老段并没有我那么伤感。“大雁塔保存下来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它也有消失的那天。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你现在看大雁塔，觉得它很壮观，可我当初来这儿时，它却是断垣残壁，荒草丛生，狼群出没。从那时起我们已经修缮了好几次，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可听长辈们说，玄大师那时，大慈恩寺甚至可以和皇宫比美。你根本想像不到吧？我们认为永恒的东西，其实都不会永远存在。”他顿住了，好让我有时间消化他的看法。“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不破不立’，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我们佛教徒有机会展示我们的虔诚，并通过修建更大更好的寺庙为来世积德。”他又停顿了一下，“你知道吗，两千五百年前佛陀刚开始说法的时候，他和弟子只能睡在树下，靠化缘为生，根本没有庙。”

　　老段的乐观让我惊讶。我回味着他告诉我的一切。“您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我对他说。

　　“不，不，”他摇摇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靠讨饭为生，晚上在城门洞里，我经常冻得发抖睡不着觉，有时醒来看见旁边就有冻僵的尸体。后来我父母都饿死了，我叔叔连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喂不饱，就把我丢在一座庙门口，让和尚收留了我。从那时起，我起码有了饭吃，头上有个屋顶遮风挡雨，我活了下来。解放后，我的日子好多了。”

　　“可是僧人们受了那么多的罪，难道这不是苦？”

　　“我们确实受了一些苦，但是佛陀说，苦就是人生。关键是如何看待苦。对我来说，没有吃的才是苦。我进了庙后就再没挨过饿，所以不能说我这辈子受了多大的苦。”

　　临走前，我问了老段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宗教活动又恢复了，他想没想过再回到庙里？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我老伴在那种情况下能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佛教主张同情一切众生。现在她老了，该我来照顾她了，我怎么能离开她呢？如果我连她都不同情，又怎么能谈得上普渡众生呢？”他瞧着段大妈补充道：“假如她在我前头先走了，我就再回到庙里，在那儿度过余生，如果有哪座庙肯收留我的话。”段大妈听了这话，脸上露出笑容。

　　第二天，我又来到大雁塔下，想再仔细看看它。

　　大雁塔下的舍利塔看起来大小都差不多，只有一座显得比较特别。这座塔虽然建造精美，但上面没有层次，说明他的主人生前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僧人。塔的正面刻着僧人的名字：普慈。我绕着塔转了好几圈，也没有找到其他塔上都有的塔铭，只有立塔的日期。我觉得很纳闷。正当我盯着这座舍利塔发呆的时候，一个僧人走过来，向我打了个问讯：“阿弥陀佛。我注意你半天了，我还没见过有哪个游客对这座舍利塔像你这么感兴趣的。看来是有缘之人。这是个值得人们关注的僧人，没有他，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大雁塔也只不过是一个旅游观光的场所。他很了不起，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但是他的功德却胜过许多地位显赫的高僧。”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其他的舍利塔。

　　我的表情肯定和我的感觉一样，困惑不解。这个僧人给我解释开了：政府在1982年颁布了法令，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没有僧人的寺庙一律改作他用。“因为大雁塔里只有普慈没有还俗，所以这里至今还是一所寺庙。”

　　老段都受了那么多的罪，普慈会遭遇什么？我不敢往下想。

　　他告诉我，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普慈是庙里惟一坚持穿僧服的人。红卫兵禁止他穿，他不从。他们在大殿里给他开批斗会，强迫他跪在地上，交代他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普慈一言不发。他能说什么呢？他出家那么多年，僧服就像他的皮肤一样。红卫兵们气坏了，见不能触及他的灵魂，就劈头盖脸地把他毒打了一顿。每揍一下，普慈就念一声“阿弥陀佛”。红卫兵实在拿他没办法了，就把他单独关押起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想让他屈服。过了两天，发现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打开屋门一看，普慈正在打坐。红卫兵们呆呆地望着他，其中一个说，算了，别理他了，这简直是个疯子。从那以后，也只好由他去了。

　　他怎么能忍受这一切？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