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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传入背景 一般认为佛教是西汉哀帝冗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大月氏使者伊存授博士弟子景卢以佛经的材料，这是佛教的初传。后来又有“明帝求法”，尔汉明帝遣使去月氏求佛法的事，据《后汉书》，“永平八年，……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白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遗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1】文中甘露即指佛法。从这两点来看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人中土。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强汉时期，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在文化方面，早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已居主导地位，形成了以“儒家”为中心、其它文化为辅佐(特别是道家文化)的相对严密和系统的文化体系，并且有政府的支持。所以佛教传人时，它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文化圈，是和自己一样有深厚底蕴的文化——中华文化，而不像哥伦布到美洲，所面对的是一片寂静与不毛之地，更谈不上什么文化，印第安人是未进化的野蛮人，不论印第安人是怎样的善良，丝毫也打动不了殖民者，接之而来是血腥屠杀。佛教则不然，它的传人是为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而不是掠夺。面对异常强大的中华文化。在文化的冲突中，刚开始佛教是。与不到任何优势的。由于当时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道家文化也居一席之地，诸子百家之争鸣余音未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汉实现了比秦朝更为安定的国家统一，各种文化融合更为深入并成相互辅佐之势。所以佛教传人根本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输入与文化侵略。所以它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与中华文化融合，找到与其共存的结合点，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的传播方式，并在义理上做一些发展与深化，与中华文化相适应、协调发展，使自己能更快更好地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光大。 这样佛教传人后同时也就开始了它的中国化历程。因而中国佛教学者汤用彤、方立天等均认为中国佛教的根在中国。善于应变，与时俱进，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传播方式，结合文化实际深化发展自己的义理，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佛教的博大精深与顽强的生命力。 二、加强自身改造与中国文化融合 佛教传人中国时，与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冲突。一是由于其本身理论的特殊性，与中国传统伦理的冲突，如“孝”的观念的冲突；一是由于中国繁荣的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排斥，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期，且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有一种优越感，外来的文化是不易被接受的。这里我们试以“孝”为中心来探讨一下佛教为适应与融人中国文化而进行的自身改造。“孝”的观念在中国可以说是南来已久、根深蒂固，孝在起初只是家庭伦理的概念，是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后来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如臣民对君主的忠孝。而在佛教中并没有关于与中围一致的孝的观念，只是后来将“孝行”进行了中㈦化的孝的解释。中国是一个以孝立困的曰度，注重伦理道德，如j纲五常，但传人时的印度佛教却是提倡出离与超脱。如佛教要求剃度、出家、不婚配或弃妻绝嗣，这与中国的传统伦理有极大的冲突，《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2】，所以剃度是不孝的表现，也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所以佛教传人中国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人真正皈依佛门。对于出家也与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冲突，中国人是极力反对的，中国人认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3】，所以出家也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政府是不允许人们出家的。对中国人影响到最大的是不婚配与弃妻绝嗣，中国社会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历来重视家庭传承，认为多子多福，力求香火不断，《孟子·离娄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4】，可见，不婚配是大不孝的表现，是为中国社会所唾弃的，因而，佛教的不婚配与弃妻绝嗣也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从这里的分析来看，佛教传人之初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是激烈的，那么佛教是怎样化解这一冲突的呢?佛教认为出家修行的目的是为了普渡众生，出小家而人大家，让天下人都能够孝顺父母，这是一种“大孝”的表现，而不是庶人之孝。《孝经》有云：“佛教之孝乃I叶l世间之孝，以救渡父母出离生死为要．并观此为孝之大者，为孝道之根本”【5】。对于不婚配，佛教认为父母在世劳苦万分，子女未能报答全恩，哪能为自己的贪欲而娶凄生子，但在世俗世界中又会受到伦理的束缚，只有入佛门才能救渡父母．所以m家、不婚配都是一种大孝。最重要的足，佛教“移孝为忠”，这在《沙门不敬于者论》中有明显的体现，“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是故内乖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岂况与夫顺化之民、户’禄之贤，同其孝敬者战”?【6】佛教不仅能辅助君主，还能劝喻百姓效忠于困家。因此，从家到国的“孝”的观念逐渐在佛教中确立起来，并积极地融人了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佛教也因此而翻译和编写了多部关于孝的佛教经典，如《佛灭度后棺敛葬送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等，此外还有牟子《理惑论》、孙绰《喻道论》、契嵩《孝论》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卜．促进了佛教对自身理论的改造，加速了自身的中国化进程，更深层次地融入了中国文化。 佛教与中土文化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孝道观的冲突是最直接的，佛教通过对义理的新的解释，翻译、编造佛教典籍，使其越来越中国化，建立起了从伦理道德领域至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忠孝观念，从而打破了儒、道等中国本土学派的围追堵截，这样佛教就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中土之人也开始出家为僧尼。这是佛教融人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其各种冲突，也多是通过此等方式来化解的，即自身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这向我们表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首先必须与输入国的本土文化相适应，才能在输入围深深地扎下根。佛教深谙此理，通过自身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将中国本土文化来比附和解释佛教经典，从而使佛教在中国深入人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儒道等本土文化融合而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