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所谈的文化是狭义的，即哲学和宗教所研究的文化。文化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思想，而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叫价值取向，一个叫思维方式。我们谈西方文化、古代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就要看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下面我们就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是什么。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可以用“社会人生”来概括。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古希腊时代的文化，它极重向外的探寻，即重视对自然界的本性、起源、始基等等问题的探寻。希伯来的文明，它把价值取向引往上面，即要对上帝进行关注，从而形成所谓敬畏感。关于文明的起源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即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世界产生了不同的文明，但不同的文明都有一个起因。古希腊文明起因于希腊人对自然的惊奇感。希伯来的文明是基于对上帝的敬畏感，而中华文明则是源于对忧患意识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社会人生，先贤们在建立思想体系的时候，是“思以其道易天下”，思索着、思考着用他们的大道和思想观念去改变天下，儒、墨、道、法和先秦诸子概莫能外。《周易》中有一句名言，叫“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体现出中国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完善社会、完善人生。用今天的话来说，它的价值取向就是“社会人生”。

　　用什么思想去体现社会人生呢？儒家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指向社会和人生。道家谈“性命双修”，就是去修人的人性、人的自然之性和人的生命，而达到一种真人、天人、至人的境界，它还指向人生。佛家讲“法身慧命”，讲挖掘、呈现“佛性”，就是把人性最光辉的部分呈现出来。佛教上讲明心见性，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个“心”，这就是人的根性的存在。中国文化向来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即灵与肉)的关系的平衡与和谐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许多前辈学者，讲中华文明是一种强调和谐关系的偶性文明。现在我们讲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它们的渊源是中国传统的和谐文明、偶性文明。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思维方式。

　　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层面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前，儒墨道法四家，笼罩着文化的世界；唐宋以后，一般而言是儒道佛三家笼罩文化世界。

　　那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基本特点和它的功能，或者说它的功用是怎样的呢？

　　我用“入世”、“有为”、“现实”六个字来概括儒家最重要的特征和功能。

　　所谓“入世”，就是表示儒家既不关注外在的自然的探寻，它也不关注向上的、向天国的追踪。在方向上，既不向外，也不向上，它就是进入现实社会。儒家创始人孔子有这两句名言，一是“未知生，焉知死？”，就是重视生命，不关注死亡以后的状态。二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现在这么郁闷烦恼，自己的事情还没治理好，搞这么多鬼事干吗？所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这就是说到儒家的“入世”的情怀。

　　儒家强调“有为”，就是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与使命，重视为社会和他人贡献。儒家对人生最大的启示就是它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生前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处宣传他的思想。时人评价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道不能干你还硬要干，就不是违反客观规律吗？这是对孔子的最大误解。我们说，儒家精神的精彩就在于这番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你的良知判断并确定一个一生将为此奋斗的境界，哪怕是在实现这个境界过程中遇到多少艰难困苦，在所不惜，不放弃这种努力，不放弃这种追求。它展示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的韧性：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不停止努力，一旦时机成熟，这种理想就能实现。

　　有两句话最能代表着儒家这种有为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都是人的一个积极有为的一种行为方式。那么我要问，为什么中国圣贤要让真正的君子这样呢？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因为“天行健”，即自然的运行是刚健有为，因此人应该效法天道而自强不息。所谓天道“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风雨博施，阴阳大化”，都是在这样运动着，生生不息啊。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重要的特性在于生生不息，人就应该向天道学习，君子要自强不息。大地的品性是承载万物，君子要向大地学习，要宽容，要厚德载物。我们经常谈到，一个人有多少成就，就看你的肩能担当起多少的责任，心胸能容纳多少事情。德越厚，你担当的东西就越多。叫厚德载物，这是典型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重现实，就是关注生命，关注生命层次的提升，而不去玄思、探索一种神秘境界，这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入世”、“有为”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