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教是印度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这一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自产生以来，一直表现出向周边地区和平辐射的良性传播状态。这种状态的具体表现，一是印度僧人以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怀向周边地区的人民和平传播佛法，二是印度之外的各个地区的人民前往印度求取“真经”。这种双向互动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佛教与中国之间的双向互动，造就了中国佛教的特殊性表现，此即佛教的中国化或中国的佛教，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佛教的民族性格。与此同时，中国佛教的不同表现形态，并没有完全消融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如儒道或苯教之中，反而在儒道思想不断更新并逐渐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佛教的独立性，或者取代苯教成了藏蒙等民族的主体信仰。换句话说，中国的佛教始终体现着佛教的核心思想，也就是“普遍性佛教”的基本特征。所以，唐代创立的禅宗，近代兴起的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标志性理论形态，均是既契机又契理的佛教，始终体现着佛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佛教的特殊性表现

　　打开世界地图观察当今佛教信仰人口的空间分布，中国是重中之重；打开中国地图观察中国佛教的空间分布，中国也是世界三大语系佛教共存共荣的典型地区。佛教经籍卷帙浩繁，内部派系林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不同的时代也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中国佛教虽然语系齐全、派别众多、历史悠久，但总体上却呈现出和谐共存的文化形态，这是中国佛教特殊性的典型表现。

　　（一）汉传佛教的特殊性表现

　　汉传佛教特殊性的表现，有以下三点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抱负，极为相似。自公元前传入汉地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与汉地原有的儒家、道家或道教思想不断冲突、融合，有过隋唐时期开宗立派式的辉煌，也有过宋代以后逐渐被边缘化的“衰落”，逐渐渗透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具有明显的“客随主便”似的文化特征。也正是这种“客随主便”，使得儒佛两家不断协调，为佛教中国化开辟出了康庄大道！这条道路，重视发掘佛教内在的与儒家文化相适应的思想要素，从而寻找儒佛两家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同，但汉地中国人对于大小乘佛教思想的抉择，就是一个明显例证。佛教讲解脱，但大小乘佛教讲解脱的方法不同，小乘佛教的“自了汉”思想在汉地就难以引起共鸣，而大乘佛教在“普度众生”中实现自己解脱的“菩萨”精神，则引起了汉地佛教信仰者的广泛赞许。不管是天台宗、华严宗，还是禅宗、净土宗，都是从不同角度弘扬大乘佛教菩萨精神的佛教宗派。而且，随着三教并立、乃至三教合流的发展，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更是逐渐融合到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维方式之中。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成为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沟通的重要桥梁。南宋孝宗皇帝赵昚“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样的话，尽管概括说明了儒释道三家的不同侧重点，但三家致力于身心和谐、社会和谐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二是佛教“觉悟”的思想与儒家“修身”的思想相当合拍。佛教的“觉悟”，是生命主体的自我觉悟；儒家的“修身”，是生命主体的“求仁得仁”。尽管二者对“生命主体”的理解不同，但就“人道”而言，却是比较彻底的“人本”立场，没有外在于人的“造物主”。自己的终极解脱，依靠的是自己的主观努力，依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在佛教这叫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在儒家这叫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或“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表达的都是“内在超越”的修行路线。

　　三是佛教的生死观与儒家的生死观，也存在着相似之处。如果说佛教修行者看重的是精神的解脱，表现为对肉体轮回的“断灭”，儒家所追求的“三不朽”实际上也是精神“解脱”。不过，儒家的精神“解脱”较少“宗教”的意味，更主要表现为“人文关怀”。宋代张载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揭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说明了儒家精神“解脱”的着力点所在，用他《西铭》篇中的话说，就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活着，尽你自己的本分、能力做你该做的事情，这就实现了你的价值；肉体的生命终结了，那就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万物各有其太极，世界也自有其“气运之道”在，顺乎这样的“道”而生生死死，才是正常的状态。儒家的这种生命观，与佛教的三法印思想之间，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汉传佛教是儒家文化背景中的高僧大德结合儒家思想并对大乘佛教中某些思想特点重点发挥强调，这不仅是佛教“客随主便”的积极尝试，而且也是中国佛教“主人翁”身份取得的重要特征。佛教只有在与汉地主流文化即儒家人生观、社会观取得一定的会通之后，针对佛教的“华夷之辨”才可以逐渐淡化，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