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思想的普遍性内涵

　　纷繁复杂的佛教，都是佛教的组成部分。佛教之所以是佛教而不被称之为其他宗教，就因为佛教中有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一贯之道”。综观佛教的历史与派别，慈悲、智慧、涅槃这三个词，在佛教思想中明显具有无可替代的“标签”价值，体现着“普遍性佛教”的思想内涵。

　　（一） 慈悲是佛教的“圆心”

　　不管佛教这个“圆”画的是大小显密，还是南传、藏传、汉传，统统都紧密联系在慈悲这个“圆心”上。慈悲是佛教独有的概念，源自于佛教产生时期释迦牟尼对于当时印度社会的深刻思考。当时的印度社会是一个比较严格的种姓制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也是一个列强混战的时代，因此平等与和平就成了释迦牟尼关注的核心，体现这两大关怀的核心词汇，就是慈悲。“悲”的意思是“拔苦”，要把众生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而“慈”的意思是“与乐”，你已经没有痛苦了，但还要让你更加快乐。佛家的慈悲，不仅要“自利”，而且更要“利他”；慈悲的对象不仅是人类，更要扩展到“六道”众生（天、阿修罗、人、畜生、鬼、地狱）。救苦救难的观音信仰、“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信仰，以及“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菩萨心肠，都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围绕着慈悲概念的展开，佛教又从缘起分析个体与众生之间的关系出发，进一步得出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淑世情怀。彼此之间的关爱，不是建立在基督教式“信与爱”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儒家宗法血缘的“仁爱”基础和墨家“交相利”的“兼爱”基础上，而是奠基于个体的存在与周围人群、众生、环境之间的密切“缘分”、源自于深刻的报恩意识。换句话说，在佛教看来，慈悲应该是生命与生俱来的天性。这也是佛教之为佛教的根本思想之一。

　　（二） 智慧是佛教的“半径”

　　佛教虽然也被现代人划入“宗教”的行列，佛教虽然也有类似于“救赎”式的净土信仰，但佛教的“信”，却极有理性的特色。在佛教著名的“三宝”信仰中，“佛”被后人崇信的原因，主要在于历史上实有其人的释迦太子作为现实人身而觉悟的佛“法”正确而有效，以及释迦太子身上体现出来的美好德性。释迦太子的做法并不是凡人遥不可及的造物主或神仙的专利，众生身边的“僧尼”都是世世代代追随释迦太子、学习释迦太子的具体榜样。佛教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偶像崇拜，不相信有终极的创造者，主张万事万物均处于因缘和合、缘起缘灭的自然主义状态。所谓三法印中对“诸法无我，诸行无常”的反复解释，均透露着佛教对于万事万物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等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诸法无我”的意思，就是万事万物都没有自我主宰的本质属性，都处于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之中，讲的就是“众缘和合”。“诸行无常”，讲的就是运动的绝对性，任何事物都绝对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呈现出相同的本质属性。20岁有20岁的青春活力，40岁有40岁的不惑魅力，60岁更有60岁的耳顺睿智，看清楚了这些，自然就会减少烦恼，时时刻刻活在当下、清凉自在。而且，佛教中的这些道理也并不深奥，没有人仙相隔、无从验证的苦恼，也没有几天创世、马槽产子的迷茫。“信”与“解”的密切结合，是佛教自许为“正信正见”的重要特征。此后的实践（“行”）与证悟（“证”），自然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小乘大乘、中观唯识，侧重点或有不同，但都体现出对智慧、对生命主体观照能力的高度重视。

　　（三）涅槃是佛教的“圆周”

　　在佛教中，慈悲与智慧，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即不成佛法，而且主张智慧与慈悲成正比，此即“悲智双运”。在藏传佛教中，这一思想则具体表现为男女双修的独特造像形式：女性彰显柔性慈悲，男性彰显刚性智慧，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佛教追求的修行境界。只有悲智双运，才有可能在生命的时时刻刻做到一切随缘、六时安乐。只有这样的活在当下，才有可能达到烦恼寂灭、清凉自在的涅槃境界。可以说，有了慈悲这个圆心，有了智慧这个半径，才有可能画成涅槃成佛这个圆。当然，这个生命的圆圈究竟能画多大，完全取决于生命主体的慈悲心与智慧力。心量越大，智慧力越强，成就的境界自然也就随之扩大。不同的生命主体都可以画自己的圆圈，不同的生命主体在不同的修行阶段也可以画自己的圆圈，但圆圈的大小却不是固定不变的。释迦太子的圆满，就在于他达到了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境界。一个个菩萨也具有类似的属性，但菩萨为了显示度脱众生的无量慈悲而发愿永驻世间。同时，为了彰显不同属性的独特特征，汉地佛教又进一步划分为大智、大行、大悲、大愿等具体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等菩萨形象及其道场。所以，佛教对涅槃的诠释，也从早期部派“灰身灭智”逐渐发展到中观派中的“世间与涅槃不二”的认识，活着的时候只要认识佛法、实践佛法，只要悲智双运，都可以达到涅槃成佛的境界。

　　有了慈悲、智慧这些佛教的圆心、半径，佛教的解脱之圆也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大、小、汉、藏……概莫能外。借用印顺法师1940年所写《法海探珍》中的话说：“佛陀正觉的正法之流，适应人海思潮，展开了自由与谨严、自力与他力、平常与奥秘、浑括与严密等多种不同的风度；大、小、空、有，提示了种种不同的行解。在这万有不齐的法海潮中，波谲涛骇，也还有它内在的关联与条理。”基于这样的认识，印顺法师穷毕生精力矻矻以求，“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印度之佛教·自序》），揭举出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思想。“契理契机”四个字，既适合于禅宗，也适合于人间佛教，因为它有佛教民族性格等特殊性的表现，也具有“普遍性佛教”的思想特质，体现着佛教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