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照：玄奘大师与唐太宗

　　佛教作为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短暂的碰撞，就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与原有的中国文化——儒、道文化相辅相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交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政治文化。可以这样说，自两汉以来，无论是王朝的更替，还是社会的变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都能看到僧人的影子，都能感觉到佛教的色彩。

　　一、 佛教与中国帝王

　　从佛教的发展来看，佛教与中国国家的命运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佛教与帝王的关系上。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与中国的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这种缘表现的或深或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自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的帝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绕过佛教而治天下。下面是涉足佛教较深，并且对佛教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位帝王。

　　1、汉明帝夜梦金人，法轮初转中原大地，汉明帝起了重要作用。汉明帝刘庄是中国东汉时期的第二位皇帝，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公元57－75年在位，年号永平。相传，汉明帝在公元64年前后曾做一个梦，“夜梦金人，身有日光，飞行殿前，欣然悦之。”第二天，传问群臣，问：“此为何神？”有臣答曰，此神即“佛”。于是，就有了蔡愔、秦景出使天竺（今印度）寻佛的史实。因为蔡愔、秦景的出使，最后就有了天竺高僧摩腾、竺法兰来中国，就有了白马寺，就有了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由于汉明帝的一梦，从而促成了中国向西方求法，佛教也开始在中国展开了新的一页。可以这样说，佛教第一次与中国结缘，就是先通过帝王开始的。

　　2、梁武帝虔心向佛，不做君主，做法王，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梁武帝萧衍是中国第一个信佛的皇帝。他活了八十六岁，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不但修造了大量佛寺，而且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佛教著作。他礼请达摩祖师东来传法，不仅促成中国禅宗的产生，在佛教僧制的中国化和佛教素食方面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位期间，多次召集佛法大会，并亲自讲经说法。晚年，甚至还抛弃位高权重的皇帝不做，四次舍身同泰寺为佛子，自愿服务众生。成就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景象，可以这样说，没有梁武帝，就没有江南大地佛教的繁盛。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与佛教渊源最深的帝王，就是梁武帝。

　　3、唐朝武则天少年出家，当政后崇信佛教、广修寺院，使佛教在中华大地迎来了鼎盛时代。武则天十四岁时，曾经在感业寺出家，后来再度入宫，并于公元690年，当上皇帝，独揽一国大权。武则天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她敕令开凿敦煌石窟，敦煌巨大的弥勒佛石雕，就是在她的执政时期完成的。另外，武则天对于僧团的敬重，也是历代皇帝无可比拟的。华严宗的祖师法藏、禅宗的北宗祖师神秀，都被武则天敕封为国师，甚至禅宗的南宗祖师惠能大师也受过她的礼敬。另外，武则天在佛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佛教徒常念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就是她撰写的。武则天对佛法有极深的造诣，还为经典做过注解。佛教在唐朝能被如此地发扬光大，与武则天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

　　4、宋太祖赵匡胤遣使求法，《大藏经》初刊问世，为佛法在后世的弘扬奠定了文字基础。宋太祖即位（公元951年）之初，即对后周世宗的废佛令予以停止，一反前代的政策，给了佛教以适当的保护。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为恢复被北周重创的佛教，他首先度童子八千人为僧，并建立译经院，并制定一些规章，如译场人员设译主、证梵义、证梵文、笔受、缀文、参详、证义、润文(后更设译经使)等，组织比较完备，第一次将佛典翻译列为国家事业之一。宋太祖赵匡胤对佛教的最大贡献是命内官张从信赴益州（今成都）雕刻《大藏经》。《大藏经》的刻制历十三年，总共完成四百八十函（也就是有四百八十个书套），五千零四十卷。这是用木刻板印制《藏经》的开始，它后来成为中国一切官私刻藏经的范本，来传到高丽、日本，成为朝鲜、日本刻藏的共同准据。宋太祖木板印刻《大藏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印刷佛经，它为明清更大规模地印刷《藏经》开创了先河。

　　佛教与中国帝王的渊源当然不限于这些。隋文帝广兴佛事；李世民玉华宫赞法；一代天骄马吉思汗“以佛治心”；和尚皇帝朱元璋把法事视为国事；雍正自称和尚和野僧；慈禧太后号称老佛爷。可以说，与佛结缘的帝王曾出不穷。当然，缘有善恶，与佛结“善缘”的帝王兴教弘法；与佛结“恶缘”的帝王带来法难。比如：“三武一宗”灭佛 (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帝、唐代武宗、五代周世宗)。总之，佛教与中国帝王之间关系，大体表现为“既冲突又相辅”的格局，一致的部分表现为：弘扬佛教，拉拢僧侣；冲突的部分表现为：对佛教毁灭与对佛教徒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