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中国，僧侣与宫廷的往来就没有断绝过，他们用佛家的智慧引导朝政，影响帝王。他们有的因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有的转而出仕朝廷，迁为宰相。可以说，两千年来，对国家政治有深远影响的僧人历代都有，有的甚至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一位法师登上帝王宝座。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最为深厚，他原来是一位沙弥，最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朱元璋是濠洲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自幼家贫。17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公元1352年，郭子兴起义，他毅然投奔，加入起义军。郭子兴死后，他被推为首领，在连年的征战中，他注意网罗各方人才，力量逐步扩大。1368年，终于灭掉元朝，在应天（南京）即帝位，建国号洪武，成为大明皇帝。朱元璋登基定鼎以后，“托身于寺四年，常思之”。首先重建了自己早年出家的皇觉寺并设僧录官主持，颁降龙兴寺印。由于明太祖和佛教的这些因缘，在他即位之后，极力建寺度僧，印制经书，对佛教护持有加。

　　2、三位法师被钦定为宰相。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曾出现过三位宰相级的法师。《佛祖通载》（元释念常撰）载：有沙门慧琳者，以才学得幸于帝，与决政事，时号“黑衣宰相”，是为沙门参政之始。南朝刘宋王朝时期，宋文帝刘义隆礼请慧琳法师为宰相，政治清明，国运强盛于一时，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缁衣宰相”，意思是以出家人的身分来辅佐朝政的宰相。唐朝时，唐太宗召令明瞻法师入内殿，盛馔供养，并向他请教古来明君安邦定国之道，他为太宗陈述以“慈救”为宗的方法，太宗大悦，封为帝相。“贞观之治”的盛世，明瞻法师以善识治国之方，闻名于朝野。最有名的“缁衣宰相”要算是明代的道衍法师。道衍法师俗名姚广孝（1335-1418），江苏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十四岁，削发为僧，法号道衍。四十八岁时，经人举荐，入燕王府辅佐诸侯王朱棣，最后帮燕王夺得天下。燕王朱棣鉴于道衍法师在“靖难之役”中的贡献，不但“论功以为第一”，还封为“资善大夫”，而且赐名广孝，受封“荣国公”，位及宰相。

　　3、五十多位法师被封为国师。国师，是我国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佛教中一些学德兼备的高僧所给予的封号。据《佛祖统纪》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公元550年），诏高僧法常法师入宫讲《涅槃经》，尊法常法师为国师；“国师”之名由此之始。自法常法师开始，1500年间，先后有52位法师被不同朝代的帝王封为国师。南朝陈宣帝封天台宗智顗为国师；唐代高祖封智满为国师；禅宗中的神秀法师，历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皆号为国师。嵩山老僧慧安被称为老安国师，慧忠被称为南阳国师，知玄被称为悟达国师，无业被称为大达国师。元朝时，世祖封海云法师为国师；明代朝廷沿用元制，封喇嘛为“帝师”、“国师”等尊号。永乐五年，封西僧哈立麻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使其领导天下佛教，其徒孛罗等皆封为大国师。洪熙元年（1425年）封智光为大国师。清初世祖敬重禅僧，顺治年间，诏玉琳法师入宫说法，并赐紫衣及国师尊号。

　　4、不计其数的出家人影响了国家政治走向。佛教对政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法师对帝王的影响上。“为帝说法，福德遍及一切生灵”。南北朝时战乱频繁，石虎、石勒雄据北方，嗜杀成性。西域高僧佛图澄军营中会见石虎、石勒，对他们现场说法，石虎、石勒从此一改残暴的本性，并拜佛图澄为师，凡有国事都请教于佛图澄。此后，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的出家人更是层出不穷。释道安追晋室过江，后又利用苻坚对自己的信任，力劝苻坚不伐东晋；释僧慧以“协道匡世，补益之功”被称为“秃头官家”；释玄畅为宋文帝太子师，“弘道济物，广宣名教”；玄奘大师接受太宗的国事咨询；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拜为太子太傅，传授爱民之策。据《高僧传》(梁·慧皎)、《续高僧传》(唐·道宣)、《大明高僧传》(明·如惺)载：自两汉至唐就有摄摩腾、竺法兰、严佛调、支曜、昙翼、道壹、慧永、僧睿、僧慧、慧通等114位高僧与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有过交往。“太宗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有的甚至达到称兄道弟的程度。这些曾与帝王亲近的法师，在兴国安邦方面，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三、佛教对权力的依附

　　佛教的发展离不开政治。任何一种文化，包括宗教在内，在传播过程中总是要想方设法争取统治者的理解与接受，以得到他们的支持，扩大影响。两千多年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总体上说，是一种依附关系。这种依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理论上：寻求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其正统思想以儒家为主。佛教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可免地要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为了佛法的弘扬与传播，历代僧侣不断作出妥协。对佛教主张的“出世”、“不敬王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之间的矛盾，采取妥协和顺应的方针。一是接纳孝道思想，并把孝道纳入到佛教伦理体系中。翻译和重解《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二是修改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改为人皆有佛性。尤其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后，提出了佛法和王法“二法不可违”，并以《宝行王正论》和《劝戒王颂》宣扬佛教的尊孝与忠君思想，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与儒家伦理的矛盾，也标志着中国佛教对帝王正统文化的依附。

　　2、思想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此语出自东晋高僧道安法师。在佛教东传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皇权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高度的封建王朝集权制，王权高于一切并决定一切，无论何种宗教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均听命于王权，均要求为封建王朝服务。僧侣们在弘法过程中，深感皇权统治在中国的地位与威力，于是发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感慨。鉴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沙门高僧基本上都小心翼翼地与政治权贵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亲则近之，不亲，则敬而远之”。

　　3、导向上：帝王即佛。把帝王视为“现世佛”，这一提法出自北魏统摄僧徒的“道人统”法果和尚。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利用皇权“弘我道法”。许多高僧大德都在寻觅利用皇权的最佳方式。“帝王即佛” 论，可以说是利用皇权“弘我道法”的最佳体现。北魏道武帝（386－408）时，统摄僧徒的“道人统”法果和尚为了佛教的弘扬，发出“帝王即佛”、“能鸿道者，人主也”、“圣上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敬礼”、“我非拜天子，乃是拜佛耳”。法果和尚第一次弥合了教权与皇权之间的鸿沟。不仅使君主的崇高在宗教界获得了承认．也为佛法的弘扬在中国找到了最大的依靠，从而奠定了我国佛教活动中突出政府领导的特征，实现了教权与皇权在理论上的初次结合，为佛教的弘扬与传播扫清了权力上的障碍。

　　4、行为上：把帝王雕琢成等身佛像。以帝王为原型雕凿佛像，是佛教依附政治最现实的表现。自南北朝至唐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以帝王为原型的佛教造像。北魏文成帝登位，于兴安元年(452年)大造佛像。“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下、足上各有黑子同帝体上下黑子”。“高宗咸享三年(672) ，于龙门石窟中造卢舍那佛，类于中年妇女，与武氏方额广颐相合”。“等身佛”的出现，使佛与帝王在形像上的合二为一，佛教给君王赋予了同佛一般的尊贵和神圣，宗教崇拜与皇帝崇拜通过“等身佛”巧妙地结合起来，完成了佛与帝王的统一。“等身佛”是佛教依附政治的表现，也是政教合一的体现。它显示着佛教的国家性格和世俗化，也为佛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正式地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