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对佛教的利用
在中国君主社会里，佛教依附于政权或政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政权与政治的生存也从没有离开过佛教的支持，因为佛教作为第一支外来宗教，除宣扬对佛的崇拜，还宣扬遁世思想，这种教义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来讲，是一贴温凉剂，不仅有利于对百姓的教化，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因此历代统治者当政后，大都倡导与利用佛教。
1、利用佛教的四大皆空、慈悲为怀和因果报应，培养顺民。政治就是管理民众、维护社会稳定；佛教的宗旨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份守已地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政治是金刚怒目，要人人守法；佛教是菩萨低眉，要人人自律。它们在教化民众方面有一致性。正如佛教典籍《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历代帝王就是看中了佛教的这一点，大加利用，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自两汉到明清，二十八个朝代，没有哪个朝代不是倡导佛教的，其用意即在于此。
2、利用信徒对佛的崇拜，宣扬自己是佛或菩萨。凡宗教皆有崇拜。或崇拜某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或崇拜抽象的、彼岸的某一个神。佛教崇拜本师释迦牟尼佛，崇拜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崇拜其他的诸佛、诸菩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帝王们常利用这种崇拜，自命为佛或菩萨，以笼络民心。梁武帝自号“皇帝菩萨”；隋炀帝则自称“总持菩萨”；武则天称自己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明武宗把自己封为“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乾隆自称“佛心天子”；慈禧自命“老佛爷”。这些自号与称呼，都说明了王权对神权的利用，即帝王们对佛教的利用。
3、建立僧官制，笼络高级僧侣入宫，畜养“御用僧人”和“吹鼓手”为政权服务。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出现“缁衣宰相”和众多的“国师”，与僧官制很有关系。僧官制是封建王朝为管理佛教事务而建立的制度。该制度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此后各朝沿袭了这种做法。一个王朝建立之后，都设立一个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是编制僧尼户籍，制定寺院建制、发放度牒，任命下属僧官以及寺庙住持。部门内的管理人员多由僧人组成，主要负责人由皇帝直接任命。僧官制是皇权笼络高级僧侣最基本的形式。僧官制中的最高统领叫“僧正”或“沙门统”，有的“僧正”和“沙门统”官至宰相级。“僧管制”使王朝对佛教的管理趋于行政化、皇权化、官僚化。最后，一些僧官大多成为“御用僧人”和“吹手”。如：唐中宗载初元年（689年），十名宫廷僧人伪撰《大云经》，说“有一天女，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也就是说女人照样可称王称帝。三个月后，武则天就以“弥勒佛降生”，下诏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周，君临天下。僧人彻底成为政治的工具。
4、利用度牒买卖增加财政收入或中饱私囊。佛教在印度原本没有度牒制度，传到中国后，由于僧尼出家可以免除赋税、徭役，自南北朝，政府开始对僧尼登记造册，建立僧籍制度，到了唐代，发展为朝廷正式向入册僧尼颁发资格证书——度牒，度牒制初步建立起来，到了唐中宗时期，由于要求出家的人太多，政府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办法出售度牒。唐代，一道度牒要价百缗。一缗是一贯钱，即一千文，百缗是十万文。按当时市价，一文钱可以买一个烧饼，若烧饼价值人民币伍角，则当时度牒价格相当于人民币5万元一道。由于度牒的含金量很高，以至于一些达官贵人通过度牒的到卖，捞取钱财。到了宋代，度牒买卖更是盛行。苏轼做杭州知府时，曾作《奏户部拘政度牒状》上书皇上，要求通过买卖度牒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于西湖的维修。朝廷批准了他的要求，并给了一百道空白度牒的指标，让其销售。这种通过度牒买卖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一种延续到清代。
总的说来，佛教与政治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是纠缠不清的。佛教的慈悲、包容、济世精神，让中国的历代帝王无法回避与舍弃佛教。政治的强势、专制、集权，也让佛教不得不依附它，可以这样说，佛教与中国历代政权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附和相互利用的关系。
作者：浮惠
参考书目：
1、《帝王与佛教》 作者：李国荣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11月
2、《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 作者：周齐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5年08月
3、《中国佛教政治与宗教政策》 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9月
4、《佛教的政治理念及其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发展》 作者：王建光 资料来源：佛教在线
5、《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 作者：宋立道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年5月
6、《满族帝王与佛教的渊源》 作者：未名 文章来源：满族文学
7、《古代帝王教化的故事》 出版社：新加坡净宗学会
8、《试析南北朝帝王对佛教发展的影响》 作者：魏航 文章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9、《大明高僧传》(明·如惺)
10、《宋高僧传》(宋·释赞宁)
11、《高僧传》（梁·释慧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