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佛教的发展史，汉代自印土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而隋唐时代，终于进入兴盛期，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之一。唐末五代时，佛教宗派林立，而禅宗以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明易顿悟法门，成为佛教的信仰主体文化。禅宗的成功，与抛弃皓首穷经式的繁锁义理研究、深入民间教化及修行生活化等特色有莫大的关系。佛教在经过“会昌法难”及“周世宗灭佛”的两次巨变，宋代佛教呈现出避世出尘的山林佛教倾向，佛教现实的人生关怀沦为消极出世的末世信仰，或一味探究幽玄难测的本体世界，佛教的世间教化职能及宗教职能淡化，甚至出现了野狐禅、文字禅等偏邪之见。　

　　五代吴越国永明延寿禅师深入各大宗派修学，深究法相、华严、天台等，被尊为净土宗第六祖，法眼宗巨匠，集宗派佛教于一身，提出佛教各宗融合而以净士为指归理念，重视念佛、礼佛、供养、放生、行忏等实践性佛教，使佛教进一步社会化和大众化，为佛教振兴、家国昌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永明延寿及《万善同归集》　

　　永明延寿禅师（904—975）为唐末五代间人，字冲元，王姓，籍贯江苏丹阳，后迁余杭。他天资聪明，学识渊博，年仅十六岁就献《齐天赋》于吴越王钱镠，为世人所推重。他因出任华亭镇将擅自动用军费买物放生被判死刑，吴越王见他没有贪赃枉法，就释放了他，并许可他从龙册寺翠岩禅师出家。　

　　延寿禅师在法眼宗文益的弟子德韶座下得法，并注重教理的薰修，在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又到金华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他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住持奉化雪窦寺期间，写成《宗镜录》初稿。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受吴越国忠懿王弘俶之请，重兴灵隐寺。次年又住持永明寺，即后来的净慈寺，忠懿王赐“智觉禅师”封号，学法弟子多达二千余人。开宝三年（970），奉诏于钱塘江边月轮峰创建六和塔。时高丽国王非常敬重延寿禅师，遣使及学僧三十六人航海来供养求学，使法眼宗脉流传高丽。　

　　开宝七年（974），在天台山传菩萨戒，度戒子万余人。开宝八年（975）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晨起焚香趺坐而逝，世寿七十二，僧腊四十二。太平兴国元年（976）建塔于大慈山，宋太宗赐额曰寿宁禅院。　

　　延寿禅师著有《宗镜录》一百卷、《万善同归集》三卷、《唯心诀》一卷、《神栖安养赋》一卷、《定慧相资歌》一卷、《警世》一卷，而以《宗镜录》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延寿禅师的万善同归思想主要在他所著的《万善同归集》中。他广泛地引用经论，阐述礼拜供养等众善皆归实相的宗旨，倡导禅教一致及诸宗融会的统一佛教观，设立顿悟渐习次第，以净土为指归的特色。　

　　延寿禅师针对禅门出现的种种偏失，在《万善同归集》卷下的第 113问中，他从理事无阂、权实双行、二谛并陈、性相融即、体用自在、空有相成、正助兼修、同异一际、修性不二、因果无差等十个方面来论述现象与本体、真俗二谛等事理圆融的关系，提出一切善法不离本性，皆归一实相印的理念。全书分三卷，卷上总述“理事相即、万行由心”等义，列三十三问详加解说；卷中开示波罗蜜等实践行法，以二十七条问答说明；卷下阐述妙行圆修的旨趣，举出五十四条问答详细解说。全书以理事无阂为根本思想，而强调禅净合一及“悟”“修”一致的宗旨。　

　　二、万善同归论　

　　延寿禅师说：“法华会三归一，万善悉向菩提。大品一切无二，众行咸归种智。” [1]这说明的万善同归论的源泉主要是天台宗的会三归一思想。天台宗认为，佛所说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皆以一佛乘为根本，皆归于佛乘。声闻等三乘，是众生根机没有成熟之时的方便施教，是权法。当众生根性成熟时，三乘咸归一乘，则权即实，三即一，这就是“会三归一”的佛教圆融统一思想。 后一句所说大品即《大品般若经》，经中所说十二入、十八界及三十七道品等一切法，皆归六度之一的般若波罗蜜。鉴于禅门有的人重视理性的悟入，偏向绝待无为而轻视善行，延寿禅师说“万善悉向菩提，众行咸归种智”，对治这些狂妄的过失，将佛法中的种种善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一）万善同归论的理论前提　

　　延寿禅师提出万善同归论是有前提的。延寿禅师所处的五代宋初时期，佛教经过唐武宗灭佛的影响及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兴替和南方的吴、楚、闽、吴越、南唐、南汉、北汉、荆南、前蜀、后蜀等十国兴亡的变更，战乱频频，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五代时期的各王朝甚而多次发布取缔或沙汰佛教的诏书，令萎靡不振的佛教更是雪上加霜。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 955）五月实行灭佛政策，废除寺院据说有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使佛教再次蒙受打击。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是转折性的佛教，如从西域传入的佛教典籍和中国高僧人文撰述因战乱影响而大量流失，中国诸宗派佛教中禅宗却因为民间化的支持而逐渐兴盛，但从整体上来说，是从盛唐佛教鼎盛其转向衰落期。　

　　在后周世宗灭佛的同时，吴越王却颁布铸造八万四千铜制宝箧印塔，并以杭州为中心建造数百所佛教寺院，大力提倡净土、天台、禅、律、华严等宗派，使吴越国一跃成了中国的佛教活动中心。　

　　《万善同归集》云：“万法唯心，应须广行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滞真修。” [2] 说明当时的佛教界里，有许多人喊着“万法唯心”的口号，逃避现实，忘记了大乘菩萨道的利他情怀，甚至有的人空坐山林，变成了乖违佛道的消极避世之徒。延寿禅师亲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力图以佛教济世救心。救世必先振兴佛教，首先消融宗派分割的散乱局面，倡导佛教统一论，即禅律净密等诸宗一致，强调佛法慈悲济世的同一性。再提出万善归于实相，应广行诸度以体现大乘菩萨道的实践观，化导佛教内部的消极因素，在现实的人间实践佛教的终极关怀和实用价值。　

　　纵观《万善同归集》中设问所述，当时许多人陷于偏执之见，不外如下等类：　

　　一是片面强调“泯绝无寄，境智俱空”的无念法门，认为善恶都莫思量，不分别一切事相，就能自然入于心体，否认“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基本信条及劝修等有为功德，落入偏空的迷途。　

　　二是片面强调本性具足，自心是佛，认为如来法身，湛然清净，“若得理本，万行俱圆”，甚至说众善是外在的形相，“反背真修，但成劳差”，有违无所得的宗旨，否认造作事迹及修行的必要性。　

　　三是标榜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完全否定语言文字把握真理和表达真理的能力，否定各种佛教经典言教的作用，反对信众听闻、诵读经典，违背了佛教悲智双运的根本要义。　

　　针对这些执性执空的避世思想，延寿禅师提倡万善同归真实的思想，正是应病与药的契机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