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度牒制度才永久废止

　　​宋代政府曾以度牒充青苗资本和市易本钱，来稳定市场，同时，还将度牒用来赈灾，充作军饷。南宋高宗赵构就曾下诏赐岳飞二百道度牒作为军饷和开支。度牒还用于充作宫廷开支、外交应酬，甚至从事营造兴修水利。然而，度牒发放的数量愈多，利弊也愈大，导致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增无减。最后到徽宗时期(1101—1125)，由于赵佶笃信道教，曾一度诏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及僧尼名称都道教化，给佛教以很大的打击。宋室南渡之后，朝廷愈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期(1127～1162)停止了额外的度僧，使僧尼数量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基础一向比较雄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

　　​前述之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因灾向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以救灾活民。后来，又需清运河开西湖，便向当时听政的高太后上了奏章，请得度牒一百道。当时，每道度牒可以卖钱一百七十贯，计钱一万七千贯。至此，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杭州著名的景点“柳浪闻莺”“苏堤春晓”，竟是由度牒换钱而奠基营造的。几年后，苏轼贬定州，此州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直面辽国，而军政不修，防务松弛，因此苏轼《乞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修盖军营等。​​

　　​更令人可叹的是，度牒还帮助币制改革。北宋时已有纸币交子，后改为钱引，因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在老百姓心中一落千丈。而度牒却分外坚挺，信用很好，政府只好以度牒作价回收贬值的纸币，以度牒来支付许多费用。度牒的用途与日俱增，以至出现黑市价格。这让笔者想起了四十年前，曾用通行的三斤全国粮票换得两个塑料脸盆。当然，那时的人民币还非常坚挺，不像今天这么不值钱。​​

　　​老百姓为了逃避役税，竞相出家，致使僧尼骤增，从北宋初年的六万七千余人，到真宗的四十五万八千余人，时人感叹“无路不遇僧”。一直到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度牒制度才永久废止。自此以后，僧尼只有各寺院发的戒牒而无度牒了。​​

　　​戒牒与度牒不同，是传戒丛林发给出家人的证明书，也是外出云游挂单不可缺少的证件之一。只要衣钵、戒牒齐全，云游四方，在各地寺院挂单即可享受免费的膳食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