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上海宗教界：僧侣救治伤兵

抗战爆发后，圆瑛法师组织的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 （图片来源： 资料图）

　　上世纪30年代，伴随城市开放与发展，各大宗教在沪日益兴盛，上海跃升为我国宗教界的中心。抗战爆发后，宗教界人士在国难当前、民族危急时刻，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发表告教徒宣言、设立难民收容所、组织救护医疗队，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发表宣言 号召救国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眼见祖国山河破碎，即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发表《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并写下了著名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圆瑛法师在沪召开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

　　上海还活跃着一群爱国的基督教人士。“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刘湛恩、颜福庆等28人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做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淞沪会战打响后，沪上基督教团体立刻发表《告全国基督徒》宣言，要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此外，《申报》《大公报》《救亡日报》等都刊登宗教界人士撰写的抗日救亡文章，《新华日报》还为伊斯兰教界设置专栏，发表《日寇对回胞之暴行》《告沦陷区中的回民》等文，激励广大伊斯兰教徒：“为我整个中华民族，为争取中国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去和人类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 把侵略我们的强盗赶出中国去。”

　　救护伤兵 救济难民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会立即成立灾区救护团，200多名青年僧徒在上海玉佛寺报到集训，奔赴前线支援中国守军。出发前，圆瑛法师对救护队说道：“每一名队员都要以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精神，做好配合抗战的救护工作!”在淞沪战役中，上海僧侣救护队共救治伤兵和难民8273人，被誉为“英勇僧侣”。

　　除组织救护队外，宗教界还设立伤兵医院、伤兵俱乐部。“八一三”后的第二天，虽然时值暑假，天主教震旦大学的师生还是闻讯赶回学校，将医学院大礼堂改为临时医院，教授及医学生为伤员包扎伤口、取出子弹或手术截肢，其他学生则承担担架运输、维持秩序等辅助工作，震旦大学共收容伤员1400人。

　　1937年8月，闸北、虹口一带毁于炮火，大批难民涌向市中心露宿街头。各宗教团体发扬慈悲博爱精神，上海佛教界成立“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先后设立50多个收容所，救济难民50万人次;基督教人士或是腾出教堂空屋成立收容所，或是举行义卖向工商界劝募捐赠难民;穆斯林也建立回教难民所，筹募粮食、衣服及生活用品，并在伊斯兰教上层推销救国公债，帮助难民生产自救。

　　传播真相 呼吁支持

　　宗教具有国际性，上海宗教界人士也利用这一特点，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其中，伊斯兰教界人士的表现尤为突出。上海伊斯兰教教长达浦生利用参加埃及王子结婚盛典、中东各国元首云集的机会呼号：“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威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他特别强调，中国回教徒也一样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寇之奴隶。埃及国王当即表示支持中国抗战。在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上，达浦生又向15万与会者控诉日军侵华罪行，并花3个月时间用阿拉伯文写出《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印发给伊斯兰教国家。

　　上海基督教团体也向国际社会发声。1937年8月，陈文渊、江长川等20人联名用英文发表《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呼吁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圣诞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动学生写了1500多封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制裁日寇侵略维护和平。趁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荷兰召开之际，他们将照片汇编成2000本图册，分送各国代表。这些举措引起国际基督教界对我国抗战的同情，美国成立了援助远东学生捐款委员会，至1938年募集2万美元汇至中国。

　　宗教界的宣传，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也激励华侨支援祖国，对赢得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起到积极作用。范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