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犹垂忧国泪 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佛教徒

呼吁抗战的民国高僧（图片来源：资料图）

　　文/慈学长老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佛教会圆瑛会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法会，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军国主义侵略暴行，又作对联云“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表达过去号称世外人的出家人赤胆忠心地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情怀。太虚大师即时发表告台湾、朝鲜、日本4000万佛教徒书，号召秉承佛训，反对日本军阀侵略战争。当代弘扬南山律的弘一大师在抗日战争时号召我们“念佛不忘救国，救国更不忘念佛”，爱国诗僧寄禅老和尚的诗集，我永难忘的是“国仇未报老僧羞”。1936年7月训练总监部有令，各地僧尼编入壮丁队，受军训。消息传出，太虚大师即电二中全会，并函该部杜教育处长转陈唐总监，请改僧尼为救护队和看护队，以符合佛教宗旨。该部复准办法四项：

　　(一)僧道受训得单独组织。

　　(二)训练服装得用原有之僧短服。

　　(三)前两项如认为无须而愿照一般在俗参加者亦听。

　　(四)僧道受训后之编组，不列入战斗部队。

　　无法忘怀的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惨无人道的侵我中华战争。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全国人民响应，声震世界。

　　太虚大师在庐山时，响应并通电全国佛教团体四众同仁，拟具三项办法相勉：(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在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方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地佛教团体回电响应。

　　1937年七七事变，圆瑛会长立即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团下设三个队：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命弟子宏明任队长;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海镜任队长;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二队海镜队长的足迹即时走便了三镇和各县城，归元、宝通、莲溪、古德、三佛、弥勒、报恩等二十二家大丛林，大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佛教报四恩之一“国土恩”，风起云涌，一下发动了近四百热血沸腾的精英，集中汉口渣家路香山寺(他是方丈)受训，后感到经费等所限，挑选了上百人，八月三个队随军上了前线，受到各国赞扬。解放初，董必武、李书城等老革命家称赞海镜为爱国的革命和尚。

　　各大丛林收容难民，施茶饭、衣物等，全力以赴，对失散家属、家破人亡的幸存者，用佛法布施给予精神上极大安慰。

　　八月上海龙华寺被日机轰炸，雄伟庄严的名胜古迹中的殿堂毁于敌手。同月，在太虚大师指导下，汉口佛教正信会李基鸿、罗奉僧、钟益亭正副会长等，组成救护队，隔壁栖隐寺我们尼众，成立看护队。请红十字会医院护士，以小慈学饰伤员，练习包扎技术，后来虽未上前线，而在日帝轰炸时，汉口成为重灾区，李会长等居士集资购棺木、买担架、雇劳力，真正发挥了牺牲小家，保卫祖国人民的菩萨心肠。每逢日机一来，警报一响，我们人民赶快把棉被打湿(防毒气)盖在桌上，人躲在下面，解除警报一响，赶快到正信会集合(一墙之隔，后门相通)准备治伤药、纱布等护理，同时带着担架、棺木，飞奔到受灾地点。轻伤抬回，由看护队包扎;重伤送红十字会医院;亡者抬进会办殡仪馆。老年尼众助念。有时抬到半路，飞机丢炸弹，劳工要逃命，待日机离远后，再去抬人，连担架也炸飞了，遍地粉身碎骨，连房屋墙上也沾有血滴肉块，吓得人人躲之无地，魂飞天外。最惨不忍睹的是棺木，逐渐少了，敌机日渐增多，轰炸次数更多，后来只得将(加上死尸无头缺肢)一幅棺木装满(无一整体尸)，送到郊区掩埋，第二次再送进去时，看后令人毛竖，此地竟成野狗餐厅。

　　九月政府通令全国壮年僧道一律须受军训。太虚大师呈请政府，改为僧侣特组训练，偏重于救护技能，俾合佛教宗旨。

　　十月圆瑛会长带弟子明旸法师出国到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呼吁华侨捐款，倡导“一元钱救国运动”，筹集十余万元支援三个僧侣救护队。

　　太虚大师在渝募款支援僧侣救护队，为了队员安心在前线救护伤兵和广大难民。两位爱国高僧真是身心交瘁。

　　1938年1月正信会李基鸿(子宽)理事长等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号召在汉四众，启建仁王护国法会。

　　2月第一京沪救护队宏明大队长抵香港转汉口积极宣传救护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迫性，三月在香港推悲观(改乐观)法师编印僧侣救护队特刊。

　　7月汉口正信会举行祈祷世界和平七七(49天)法会，国府林森主席等派代表前往参加拈香。

　　9月海潮音社由武汉迁重庆发行。

　　10月印度救护队由阿泰尔率领全队队员来华，至汉口佛教正信会所设妇孺避难救济所参观。

　　11月正信会副理事长钟益亭居士在重庆设立通信处。

　　12月太虚大师在四川江北塔平寺成立武汉尼众避难上下林。汉口栖隐寺是武汉挂钟扳的尼众丛林，我师父德融任监院，不忍心放下五十余尼众去避难，他哥哥孙原磊居士出路费也不肯走。我的大醒老师从台来信，要寄路费，我不愿离开恩师谢绝了，留汉。

　　1939年8月国际反侵略运动会中国分会，推太虚大师为第二届名誉主席。

　　10月，国际宣传委员会聘太虚大师组织佛教访问团，大师任团长。武昌佛学院毕业的慈航、苇舫、等慈、惟幻等和后在中佛协任副会长的李荣熙等团员，由重庆出发经昆明香港仰光会齐缅甸、巴利，设巴利文佛学院，1940年5月经马来西亚越南回国，宣传中华民族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争取国际朋友的同情，不但不随日本侵华，而且认清日帝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得到一致声援和支持，以利中国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12月圆瑛法师在上海被敌以抗战分子捕送宪兵司令部，惨受苦刑而不屈，视死如归念佛，感动敌人而得释放。1940年6月，重庆六十三机关团体假法比瑞同学会开会，欢迎载誉国之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太虚导师。

　　慈航法师抗日战争前常来佛教正信会讲经弘法，后到台湾圆寂，肉身装金，赞为“慈航菩萨”。台湾三尊肉身菩萨，大陆去两尊，其中一尊是汉口古德寺幼年出家果青法师(与我同在归元受戒)，从山上抬下装金的相片几十张，我保存很久，被他的圣祥师父(朱志刚)副会长不让我传诵，要走了。

　　八年抗战武汉沦陷七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下的蹂躏痛苦，真是罄竹难书，哪堪回首!

　　但感到自豪的是：一、湖北武汉在蓬勃发展全民抗战运动中，佛教界、广大佛教徒充分发挥了爱国抗日、坚贞不屈的热忱。二、七年中日帝经常动员诸山长老出面，由日僧领导组成所谓“东亚佛教会”或“日中友好佛教联合会”。但是，归元仁玉、通林、续莲;宝通问贤、博雅、源成等;莲溪体空、东昌、仁玉等;古德龙波、仁玉等;三佛大鑫方丈等异口同声地以出家为了“了生脱死、觉悟无常、迅速”，决心要专心闭门苦修重要，因此，决心要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所以才割爱辞亲遁入空门，成立什么会影响修持为借口而谢绝，使他们妄想利用佛教之心未得逞，不但保持僧格，更可贵的保持了国格。

　　振奋人心的1945年9月18日，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长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向我军华中地区、总受降官孙蔚如先生呈上投降书，亿万民众(佛教徒)欢呼从此昭雪了中华儿女的“国家耻、民族恨”，因此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全国抗战和持久战的高瞻远见的战略决策。异口同声欢呼没有共产党没有佛教的今天。

　　据《会务通信》(中国佛协编)，一诚会长致日本净土宗门主中村康隆长老信云：“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亲密邻邦，自公元五世纪中叶，佛教东传日本以来，一直是连接两国人民的纽带和相互进行文化交流的桥梁，是滋养中日友好之花的甘露……1961年5月大谷莹润委员长率团访华，向我会赠送日本佛教界等社会各界一千五百余人签有‘日中不战之誓’签名簿，表达了日本佛教界希望中日友好永不再战的决心……然而近几年来贵国政府在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台湾政策等问题上……令中国及亚洲其它国家人民深感忧虑和遗憾，给中日两国友好关系蒙上了阴影……谨此，通过长老向日本佛教界及人民郑重申明：中国佛教协会和广大佛教徒决心……一如既往地使中日友好之树，在佛光照耀和两国佛教徒辛勤培育下，根深叶茂，万年长青。”

　　正如马克思说：“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精细程度。”毛主席说：“佛教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人类到释迦牟尼的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辩证法最初来源于佛教。”

　　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的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中心和世界瞩目的焦点，武汉佛教徒幸福生长在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尽到了卫国抗日的天职。

　　今天我们要响应2005年9月3日，在纪念大会上胡锦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惜和平，开创未来’。”

　　今天通过全国上下，党政领导隆重的纪念活动，激励着广大佛教徒的光荣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中青年认识到不仅是“以利生为事业，弘法是家务”，特别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宗教条例》为准则，更重要的是拥护党的领导，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既是我宗教界佛教界，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佛教徒，今后以实际行动应尽的“神圣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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