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方印,印石很普通,是黄褐色寿山石。两方都是长方形,一样大小,0.8公分宽,2.4公分长。一方上刻“捨得”,一方刻“捨不得”。“捨得”两字凸起,阳朱文。“捨不得”叁个字凹下,阴文。
两方印一组,一朱文,一白文。
当初这样设计,大概是因为有许多“捨不得”吧──许多东西“捨不得”,许多地方“捨不得”,许多时间“捨不得”,许多人“捨不得”。
有时候也厌烦自己这么多“捨不得”,过了中年,读一读佛经,知道一切难捨,最终还是都要“捨得”;即使多么“捨不得”,还是留不住,也一定要“捨得”。
刻印的时候在大学任教,美术系大一开一门课教“篆刻”。“篆刻”有许多作业,学生临摹印谱,学习古篆字,学习刀法,也就会藉此机会练习,替我刻一些闲章。询问我说:想刻什么样的印。
我对文人雅士模式化的老旧篆刻兴趣不大,要看宁可看上古秦汉肖形印,天真浑朴,有民间百姓的拙趣。
学生学篆刻,练基本功,把明、清、民国名家印谱上的字摹榻下来,画在印石上,照样下刀刻出形来。这样的印,大多没有创作成分在内,没有个性,也没有想法,只是练习作业吧,看的人也自然不会有太多感觉。
有一些初学的学生,不按印谱窠臼临摹,用自己的体会,排出字来,没有师承流派,却自有一种朴实稚拙,有自己的个性,很耐看,像这一对“捨得”、“捨不得”,就是我极喜爱的作品。
刻印的学生姓董,同学叫他Nick,或暱称叫他的小名阿内。
替我刻这两方印时,阿内大一。师大附中美术班毕业,素描底子极好。他画随便一个小物件,自己的手,钥匙,蹲在校园,素描一朵花,可以专心安静,没有旁鹜,像打坐修行一样。作品笔触也就传达出静定平和,没有一点浮躁。
在创作领域久了,知道人人都想表现自我,生怕不被看见。但是艺术创作,其实像修行,能够安静下来,专注在面前一个小物件,忘了别人,或连自己都忘了,大概才有修行艺术这一条路的缘分吧。
阿内当时十八岁,书法不是他专攻,偶然写泰山金刚经刻石,朴拙安静,不露锋芒,不沾火气,在那一年的系展里拿书法首奖。评审以为他勤练书法,我却知道,还是因为他专注安静,不计较门派书体,不夸张自我,横平竖直,规矩谦逊,因此能大方宽阔,清明而没有杂念。
艺术创作,还是在人的品质吧,没有人品,只计较技术表现,夸张喧譁,距离“美”也就还远。弘一大师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就是这意思吧。
阿内学篆刻,有他自己的趣味,像他凝视一朵花一样,专注在字里,一撇一捺,像花蕊宛转,刀锋游走于虚空,浑然忘我。
他篆刻有了一点心得,说要给我刻闲章,我刚好有两方一样大小的平常印石,也刚好在想“捨得”、“捨不得”的矛盾两难,觉得许多事都在“捨得”、“捨不得”之间。就说:好吧,刻两方印,一个“捨得”,阳朱文,一个“捨不得”,用阴文,白文。心里想,“捨得”如果是实,“捨不得”就存于虚空吧,虚实之间,还是很多相互的牵连纠缠吧。
这两方印刻好了,有阿内作品一贯的安静知足和喜悦,他很喜欢,我也很喜欢。
以后书画引首,我常用“捨得”这一方印。“捨不得”,却没有用过一次。
有些朋有注意到了,就询问我:“怎么只有‘捨得’,没有用‘捨不得’”。
我回答不出来,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两方印,只用了“捨得”,没有用“捨不得”。
阿内后来专攻金属工艺,毕业製作做大型的铜雕地景,锤打锻敲过的铜片,组织成像蛹、像蚕茧,又像远古生物化石遗骸的造型,攀爬蛰伏在山丘旷野、草地石砾中,使人想起生之艰难,也想起死之艰难。
大学毕业,当完兵,阿内去奥勒冈专攻金属艺术,毕业以后在旧金山有工作室,专心创作,也定期在各画廊展览。
2012年,他忽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入选了美国国家画廊甄选的“40 under 40”──美国境内四十位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艺术家,要在华盛顿国家画廊展出作品。
阿内很开心,觉得默默做自己的事,不需要张扬,不需要填麻烦的表格申请,就会被有心人注意到。
我听了有点感伤,不知道阿内这样不张扬的个性,如果留在台湾,会不会也有同样机会被发现。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感伤地问:阿内,你快四十了吗?
啊,我记得的还是那个十八岁蹲在校园树下素描一个蝉蛹的青年啊。
所以也许我们只能跟自己说:“捨得”吧!
我们如此眷恋,放不了手,青春岁月,欢爱温暖,许许多多“捨不得”,塬来,都必须“捨得”,“捨不得”,终究只是妄想而已。
无论甘心,或不甘心,无论多么“捨不得”,我们最终都要学会“捨得”。
捨不得
一位朋友丧偶,伤痛不能自持,我抄经给她,希望有一点安慰,她看到引首“捨得”这一方印,摇着头,泪眼婆娑,万般无奈,哀痛叫道:“就是捨不得啊!”
我才知道自己其实对人的帮助这么小,每个人“捨不得”的时候,我究竟能做什么?
多年来,习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先盘坐读一遍《金刚经》。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金刚经》?
我其实不十分清楚,只是觉得读了心安吧,就读下去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使自己心安的办法,方法不同,能心安就好,未必一定是《金刚经》吧。
《金刚经》我读惯了,随手带在身边,没事的时候就读一段。一次一次读,觉得意思读懂了,但是一有事情发生,又觉得其实没有懂。
像经文里说的“不惊、不怖、不畏”,文字简单,初读很容易懂。不惊吓,不恐惧,不害怕,读了这几个字,懂了,觉得心安,好像就做到了。
但是,离开经文,回到生活,有一点风吹草动,东西遗失,亲人生病,病疫流行,飞机遇到乱流,狂暴风雨,打雷、闪电、地震──还是有这么多事让我害怕、恐惧、惊慌。
我因此知道:读懂经文很容易,能在生活里切实做到,塬来这么困难。
我因此知道,塬来要一次一次读,不是要读懂意思,是时时提醒自己。像我丧偶的朋友一样,该“捨得”的时候,捨不得,我也一样惊慌、害怕、伤痛。
“不惊、不怖、不畏”,她做不到,我也都一样做不到。
“不惊、不怖、不畏”,还有这么多惊吓慌张,还有这么多“捨不得”,害怕失去,害怕痛,害怕苦,害怕受辱,害怕得不到,害怕分离,害怕灾难,害怕无常。因为还有这么多害怕,这么多惊恐怖惧,每次读到同样一句“不惊、不怖、不畏”,每一次听到、看到一个人因为“捨不得”受苦,就热泪盈眶。
王玠
最早读《金刚经》其实跟父亲有关,大学时候,他就送过我一卷影印的敦煌唐刻本的《金刚经》卷子,我当时没有太在意,也还没有读经习惯。
父亲在加拿大病危,我接到电话,人在高雄讲课,匆匆赶回台北,临上机场前,心里慌,从书架上随手抓了那一卷一搁叁十年的《金刚经》。十多个小时飞行,忐忑不安,就靠这一卷经安心。
忽然想到这一卷《金刚经》是大学时父亲送我的,却没有好好仔细看过。
塬木盒子,盒盖上贴一红色籤条,籤条上是于右任的字,写着:影印敦煌莫高窟大唐初刻《金刚经》卷子。
三十年过去,我一直没有好好读这一卷经,打开过,前面有赵恆惕的诗堂引首,“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几个隶书,隔水后就是着名的咸通九年佛陀法会木刻版画。这个卷子后来流传到欧洲,许多学者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木板印刷,在印刷的歷史上是重要文件。我大概知道这一卷唐代木版刊印佛经的重要性,但没有一字一字读下去,不知道卷末有发愿刊刻的人王玠的跋尾题记。
在飞机上读着读着,心如此忐忑不安,一次一次读到“不惊、不怖、不畏”,试图安心,“云何降伏其心”,塬来如此难。
读到跋尾,有一行小字:
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 二亲敬造普施
王玠为亡故父母发愿,刊刻了这一卷《金刚经》,也祈愿普施一切众生。王玠,好像因为自己的“捨不得”,懂了一切众生的“捨不得”。
飞机落地,带着这一卷经,赶去医院,在弥留的父亲床前读诵,一遍一遍,一字一字,“不惊、不怖、不畏”,一直到父亲往生。
因为父亲往生,因为王玠的发愿,因为这一卷《金刚经》,彷彿开始懂一点什么是“一切难捨”,许许多多捨不得,有《金刚经》的句子陪伴,一次一次,度过许多“难捨”的时刻。
或许因为王玠的发愿,我也开始学习抄经,用手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抄写,比阅读慢,好像比阅读可以更多一点刻骨铭心的感觉吧。
我看过许多手抄《金刚经》,明代董其昌,清代金农,近代弘一大师,都工整严谨。我知道自己做不到那么好,无法做到那么恭谨,但很想开始试一试。
2013年夏天去温哥华,过东京,在鸠居堂买纸,看到专为手卷製作的“唐纸”,两手指粗一捲,外面用红纸封着。价钱不低,我想数量应该不少,用来抄一卷《金刚经》或许够用。
到了温哥华,打开来看,发现一捲里只有两张,极古朴的纸,托墨而不喧譁。但是两张纸,抄写不到四分之一,纸已用完了。
我嘘一口气,觉得遗憾吧,没想到第一次发愿抄经,就阻隔在纸不够用,无法完成。
隔几天,读经读到“法尚应捨,何况非法”,哑然发笑,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执着罣碍。看到有类似的纸,不那么细緻,但是本意塬是为“抄经”,就不想许多,把纸裁成长卷,纸色不同,质地也不同,接在一起,好像也不衬。但还是想为亡父母抄一次经,好像也不计较许多了。
每天抄一段,整卷经抄完,约八百公分长,回到台湾,交给清水苏先生装裱,让他伤了脑筋,把纸色不一、质地不一的八张纸连接在一起,做成了一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