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霞法师：教弘贤首 禅继南宗 近代中国华严宗的魁首

　　矢志菩萨道

　　宝通寺在民国年间曾经出了一位显密圆融的高僧持松法师，他的师父就是在近代中兴华严的月霞法师。月霞法师出生在湖北黄冈，那时的黄冈，高僧辈出，禅法兴盛，应该对他影响很大。他生于咸丰八年，就是1858年。少年的月霞法师就有出尘之意，但父母不同意，坚决反对。我们知道，儒家伦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成了出家修行很大的障碍，甚至今天仍存在这样的影响。月霞法师应该确实是成家生子之后才出家的。他十八岁时得一子，次年又得一女，月霞遂向父母表示“古往今来常闻人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可告无罪矣!”月霞以为他可以出家了，但我们可以想啊，即使他完成了这份社会人伦的责任。父母妻子也未必允许他出家，对不对?月霞法师的嗣法弟子持松法师所撰《月霞老法师传略》就提到，月霞法师借他故离别父母出家，可见他出家意志坚定。

　　说到月霞法师的的出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未出家前，曾学习医学。当时正值中国晚清社会巨变，月霞师在学习过程中渐知医人之“身”的局限性，医众生之“心”更为迫切。这一点和后来的鲁迅先生有几分相似。不过月霞法师找到了比鲁迅更为彻底的“医心”法门。他在遍寻医心之学后，发现唯有佛法方可彻底地医众生之心患，由此矢志出家，弘法利生。

　　江汉传正法

　　江汉之地与月霞法师有着十分殊胜的因缘。这里是月霞法师的故乡，也是他参究彻证的地方。月霞曾在赤山法忍禅师门下参学，受益匪浅，但是他并不满足，只觉得本来面目尚未彻证。何建明先生在《月霞法师》一文中提到：他利用在家乡弘法的机缘，往随州太白顶，专究向上。一日夜读《维摩诘经》，静坐达旦，突得桶底脱落，身意泰然。“谛信依无住本，立一切法，成就众生，庄严佛土，惟人生最要重任。”他于是发愿今生要宏法于江汉间。

　　霞师在武汉地区的弘法生涯，正是从汉阳的归元寺开始的。霞师早年时曾于汉阳归元寺佐法忍长老代座讲经。也是藉此机缘，霞师声誉极一时之盛。对此，持松法师曾在1942年所撰的《月霞老法师传略》提到“光绪十九年(1893)，辅法公讲楞严于归元寺”。这应该是月霞法师首次来武汉弘法，这里的“法公”应是指赤山法忍禅师，也就是月霞法师的师父。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很有可能是霞师与法忍禅师一起来的汉阳归元寺弘法。

　　此后月霞法师多次来武汉讲经弘法，只要有人邀请，他都会来，可以说有求必应。这其中饱含着霞师对这块土地的深情与眷顾!持松法师在《月霞老法师传略》里面提到，1901年月霞法师再次来到武汉，在归元寺讲《法华经》，在宝通寺讲《楞严经》。光绪三十年(1904年)，高鹤年居士在武汉劝柴居士电请赤山法忍禅师与月霞法师同来武汉讲经弘法，由此诸大知识会集晴川西楼，月霞法师在归元寺讲《楞严经》《楞伽经》。1905年，讲《楞严经》于莲溪寺。民国六年(1917年)，归元寺再次盛请月霞法师赴汉讲《楞严经》，法师虽然重病在身，但他仍然在智光等弟子的帮助下如期赴会，对一位年迈多病的老人而言，这是非常辛苦的!在归元寺讲完《楞严经》之后，应湖北教育会及各界人士之请，又在教育会会场讲《大乘起信论》。名流云集，被称之为“鄂省居士学佛第一次殊胜缘”。

　　爱国爱教行

　　历史总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因缘，月霞法师不仅仅在辛亥革命的圣地——武汉弘法利生，其实他还与辛亥革命、与革命党人有着特殊的缘分，还与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学佛居士存在不少交集。

　　高鹤年居士后来回忆说，他与月霞法师当年同学于赤山法忍禅师门下。光绪二十八年，月霞法师与法忍禅师同往终南山办道场，邀请高鹤年居士同去，高鹤年因在南京修学办道而没有去。民国元年，高鹤年、沈子培、狄楚青诸居士在上海发起讲经会，邀月霞法师为主讲。从《海潮音》的《月霞法师略传》中，我们都能看到，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时，被日本人讥笑不知道佛法是革命神髓，革命党人就发心研究佛学，成立佛学会，光绪三十一年，身在东京的桂伯华居士请月霞法师前往讲经。三十二年，月霞法师抵达日本，讲《维摩经》《圆觉经》等大乘经典，启发革命的真谛，受到热烈欢迎，听众云集，其中包括章太炎等不少同盟会员。章太炎在日本也开始宣扬国粹、佛学。但也许是过犹不及，后来章太炎在他主持的革命党人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大量的这样文章，《民报》本来是宣传革命的嘛!对不对?所以，章太炎的这种行为也导致了一些革命党人的不满。

　　光绪三十四年，近代著名的杨仁山大居士在南京创设“祗洹精舍”，力求培养佛教人才。月霞法师也应邀前往授课。他和杨仁山居士还是莫逆之交。辛亥以后，还与康有为等人一起办华严大学。

　　法师一面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一面向政府提议，借助政治力量，改革佛教积弊。政治的昌明和国家的扶持对佛法的弘扬和佛教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佛法兴则政治明，政治明则佛法兴!

　　佛法对社会是大有利益的，革命党人从月霞法师处学习佛法，佛法的平等精神、觉悟精神，都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大有裨益。如《维摩诘经》里说的“执持正法摄诸长幼，一切治生谐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诸四衢饶益众生，入治政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众，入诸学堂诱开童蒙”，这都是大乘菩萨的境界、精神。今天的佛教，更应该积极走入世间，一同实现“中国梦”，不也是在庄严佛土吗!

　　中兴华严教

　　月霞长老一生以成就众生庄严佛土为最重要事，弘法利生，从来不懈怠。最初长老就在江汉间弘法，后来声名渐隆，便在北京、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甚至远赴日本、泰国、缅甸、锡兰、印度弘法。月霞法师禅教双修，所以他教育僧伽既注重结界打七，又重视义理教学，在诸多道场宣讲《华严》、《楞伽》、《维摩诘经》等经典，特别重视复兴华严，是中兴华严的大菩萨。他为推动僧伽教育，弘扬佛法做出了很多努力——

　　1899年，月霞应邀住持安徽省安庆迎江寺，集众组织安徽省僧教育会，招收僧徒受学，与浙江天童寺寄禅老和尚创立的僧教育会，南北呼应，积极推动寺院佛教的振兴运动，同为近代僧教育的先驱。

　　月霞法师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华严宗的魁首”，称他为华严宗的中兴祖师也不为过。现代佛教史学者林子青先生认为“清末《华严》学者，以月霞为最后代表人物”。民国学者章太炎曾在1915年给月霞的一封信中，赞扬月霞“主讲华严，想听受正法者，当如竿蔗竹林也”。霞师对华严教义在近代复兴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以华严为主讲经说法、专办华严大学培育僧才的佛教教育活动上。

　　华严大学是近代第一所专弘华严学的僧伽大学，它的创办缘起，离不开两个人物，一是康有为，还有就是当时的哈同夫人罗迦陵。但月霞法师始终是华严大学的核心与灵魂。辛亥革命后，霞师曾受上海佛教居士狄楚青等人的邀请，在《时报》馆楼上讲《大乘起信论》，当时，康有为在上海，深感霞师华严学造诣精湛，于是敦促哈同夫人弘扬佛法，创办华严大学。这样，在康有为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哈同夫人将创校诸事委托与霞师，在哈同花园创办起佛教大学，也就是华严大学。

　　在霞师的苦心规划下，华严大学于民国二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开办，校址就在当时的哈同花园。当时招生六十多人，拟定学制为预科三年、正科三年。华严大学建设了禅堂、讲堂，实行学行并举，每日讲授大小乘经纶并率学生坐禅。招收的生员中，有原江苏僧立师范学校的智光等青年僧人，也有新进的常惺、慈舟、持松等，这些人成为日后弘扬华严学的中坚。

　　可惜的是，华严大学开办仅两个多月，第一届预科还未结业，就有异教徒从中作障，哈同夫人要求僧众向她下跪拜年，月霞法师当然不会同意，学校不得不中止。不难想象，霞师十分痛心，但他并不气馁。他接受了康有为的提议，在护法居士和诸山长老的帮助下，率全体师生，将华严大学迁往杭州海潮寺续办，利用旧有的禅堂、法堂等，继续上课，这样大批年青学僧才得以继续学业。

　　华严大学后来迁到了常熟破山兴福寺，就是后来的法界学院。当时，霞师虽然被迫将华严大学迁往杭州，但一直渴望能在江苏办理佛教学校。1917年，常熟破山兴福寺山主钱氏久闻月霞弘法之名，有迎请法师之意。当年夏天，月霞应冶开长老之命，正式赴常熟破山兴福寺住持，同时准备在寺内开办主弘华严学的佛教学校。

　　佛灯永不竭

　　令人十分痛惜的是，正当月霞返杭州办理华严大学迁校之事期间，他却突然病逝于杭州西湖玉泉寺，世寿六十，僧腊四十二。霞师辞世，对于当时亟需培养新式僧伽人才的中国佛教来讲，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损失。

　　持松法师《月霞老法师传略》对老法师辞世的记载很详尽，老法师临终前说道：“吾死后，勿念佛，勿营斋事，勿效俗人齐衰，但结七诵华严题号而已。”

　　月霞法师临终不觉痛苦，荼毗后烧出舍利百余粒，都是他修行境界所感，也是给后人的信心。老法师毕生弘扬华严，嘱咐弟子念“大方广佛华严经”题号，末后一着，是对后人的警策——有志者当弘大经，勿兴小志。禅净教律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月霞法师与华严相应，故不念佛，但念华严题号。而他嘱咐不要经营斋事，不要效仿俗人齐衰，可见法师的大菩萨境界。生死皆是欢喜承受，无处不是净土，“不觉痛苦，且曰，死非吾所畏，纵牛胎马腹，三途火聚，我此弘法一念，不忘也。”世间的俗礼，自然不必。而经忏法事，本是僧团修行方式的一种，与往生的众生结下法缘，引导其修学佛法，可是，后来有些僧人赶经忏，就是佛教的末流。月霞法师禅教双修，是大菩萨境界，嘱咐弟子不要营斋，也是警策后学，老实修行。

　　令人欣慰的是，霞师培养的一大批优秀青年学僧，都迅速成长起来，灯火相续，继承和发扬了师父兴办僧教育、弘扬华严教义的优良传统。霞师圆寂后，应慈法师承法师遗愿，将华严大学顺利迁往兴福寺，改名法界学院。应慈法师本人后来还应常州清凉寺住持的邀请，在清凉寺创办了以弘扬华严为主的清凉学院。戒尘和了尘也于1920年回到湖北，在汉口的九莲寺创办了华严大学，直到1922年一期届满而结束。常惺后来住持北京的柏林教理院，重在弘扬华严义理。智光于1949年去了台湾，在弟子南亭的帮助下，在台北创办了华严莲社。

　　他的弟子持松法师是湖北荆门人，1913年求学于月霞法师创办的华严大学，三年后毕业。1918年，法师嗣法月霞长老，住持虞山兴福寺，设华严预备学校，弘扬华严，培育僧材。后来他多次到日本学习唐密，在武昌宝通寺住持时，就开设唐密道场，显密融通，诸宗并弘。持松法师著有《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全面解释华严教义，为近代华严宗一部重要著作。

　　还有他的师弟应慈法师的贡献也非常大。应慈法师是月霞法师的师弟，他比月霞法师小十余岁，他们同时嗣天宁冶开老和尚之法，传临济宗法脉。月霞法师弘扬华严，应慈法师始终侍其左右，敬事如师，可以说是月霞法师的得力干将。月霞圆寂前，紧握其手，殷切叮嘱“善弘《华严》，莫作方丈”。应慈法师毕生遵循师兄遗训，后来云游四海，以广宣《华严》为业。他还与蒋维乔、叶公绰等人整理编印了《华严疏钞》，与江味农居士刻印《普贤行愿品》《华严法界观门》等书，他与月霞一样，都是宗承临济，教秉华严。应慈法师1965年圆寂，寿93岁。他继承发扬月霞法师思想与弘法的贡献非常大。

　　武昌是近代僧伽教育的发祥地之一，1922年太虚大师用现代教育方式创办武昌佛学院，是第一所最为正规、最具影响的佛学高等学府。而太虚大师恰恰曾经受学于月霞法师，应该说，月霞法师僧伽教育思想和理念对太虚大师办佛学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昌佛学院几经停办又多次复办，如今武昌佛学院尚在开办，为佛教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月霞法师生于黄冈，彻悟于随州，弘法始于江汉间，尔后击大法鼓，弘化东亚、东南亚，实乃华严中兴之祖师，僧伽教育之先驱，其“教弘贤首，禅继南宗”的志愿与一生的事迹，是我们后人应当谨记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