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文化论坛 李虎群：中国流行音乐中的佛歌

　　传统中国的“乐教”思想和遗憾

　　值得我们注意地是：音乐伴随着与之相关的舞蹈、诗歌和礼仪，在传统中国发挥着个人修养和政治教化的多重功能，一直备受推重。在一定意义上，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礼乐文化。在儒学史上，唐以前一直是周孔并提，周公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传统有莫大的影响和贡献，其核心就是制礼作乐，即是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创建，即以礼乐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简称礼治，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传统，并确立了伦理原则和政治制度通贯一体的政教合一体制。周公礼乐之治的具体开展形式，我们已经难言其详;大概是因事制礼，并在演礼过程中歌诗奏乐，以寓感发教诲之旨。儒家传世《六经》中的《诗经》，其中一部分就应该是周公时代歌诗演礼的文字稿，可惜《乐经》已经不传了，可能是因为那时尚无方便的记谱方法，再加上战乱秦火，遂致失传。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梦在周公，但可惜有德无位，不可能将周公礼乐制度予以实践，遂传授三代礼乐的实际措施，更讲明礼乐之本是仁爱之德孝悌之情，将王官学讲给平民百姓，公治道于天下万世，寓志意于教育之中，以期乎机缘成熟，付诸实施，这也成为了以后很多大儒的人生理想。宋以后心性之学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治平之道，周公并提一改而为孔孟并提，乐教也逐渐局限于个人修身养性的范围，而且越来越语焉不详了。

　　《乐经》虽然失传了，但儒家乐教的理论著作还有传承，比如《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等等，但“与天地同和”的大乐究竟怎样展开，已经是难得其详了;衰落的原因有很多，譬如古时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演乐中必备的编钟这样的乐器一般人不能拥有;科举制实行后基本不考音乐等等。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较之法规律令，用力少而见功多，传统乐教体系形式的衰微和失传，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憾事。

　　佛教也特别重视音乐教化人心的功能。如《妙法莲华经》云：“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或以欢喜心，歌呗诵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梁慧皎《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语曰：“ 天竺国俗, 甚重文制, 其宫商体韵, 以入弦为善，······见佛之仪, 以歌赞为贵”。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佛教音乐也随之传入，知名者如竺法兰、康僧会等，后来中国的佛教徒开始注意到“梵音重复, 汉语单奇, 若用梵音以咏汉语, 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 则韵短而辞长”，这其实意味着佛曲中国化的开始，曹植的“渔山制梵”则开启了中国化佛曲的先河;至唐玄宗达到了巅峰。

　　但是，若我们认真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就会发现，佛教梵呗固然有所传承，但其实际被重视程度远不及闭关打坐和经论参究;对比西方教堂音乐的发展、规模及其影响，客观来讲佛教梵呗是远远不及的。

　　儒佛两家都在理论上高度重视音乐，历史上也都有过灿烂光辉的时代，但在实际具体操作层面上，后世的传承都不够系统，这一缺憾会造成文化的抽象化，使人的身心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滋养，从而会逐渐造成文化土壤的贫瘠，文化创造力的减弱——这正是当今中国文化的病症。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虚心向西方学习。佛教流行歌曲的创作或许正是一个契机，可以在学习借鉴西方音乐的基础上，从中探索中国乐教文化的精髓及其落实。

　　“佛歌”与新文化象征体系的创造

　　流行歌曲最见人心，也最能影响人心，流行音乐中佛教元素的呈现，是人心呼声的自然结果。对佛歌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可以打开传统佛教现代转化的一个新的窗口，开辟落实人生佛教的又一途径，因为中国大乘佛教的核心就是要发挥菩萨精神，济世度人。我们知道，自晚清以来，中国就陷入了“中西古今”格局之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组织模式、百姓礼俗生活和民族文化心理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在今天，全球加剧了一体化，中国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更易使人陷入迷茫无绪、无所适从。佛教正好有用武之地，但佛教在当今大数据读图时代如何发挥其引导人心的作用，传统的著书立说、讲经说法的方式恐怕已经难敷其用了，佛歌、特别是第三类“无相佛歌”的创作是一条积极可行的途径，容易滋养现代人的心田，化解人们心灵深处的紧张焦虑以及人际之间的冲突。

　　佛歌的创作，还要放到当今中国面临的民族文化整体复兴伟业的广大视域中，致广大而尽精微。当今之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进步或许能为人类文明的进程提供一个崭新的类型，中国音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历史已经把中国音乐的发展推到了一个起跑线上。这是一个世界文化的跑道，中国从起跑线上迈出的每一步，都将以新的意义进行着文化超越，正是这种文化超越将赋予中国音乐以新的生机。”在今天，知识界的核心任务是讲出或凝塑出中华文明从个人到社会、国家以至世界(天下)各个层次的核心价值、终极理想、最高境界及其实现方式。

　　我们知道，高度发达的文明，总是结晶为现实生活中可触可感的鲜活的文化象征;譬如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就落实到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如五岳、四大佛教名山、道教的36洞天72洞府、日月星宿、梅兰竹菊等等，中国文化不仅实现了人文和自然的交融，使中国的自然山水成为了文化象征，还养育出了琴棋书画烟酒茶、香道、花道、拳术等等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象征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今的国人对于这些文化象征已经产生了隔膜，失去了与之相互感通、相互呼应的鲜活的生命感受;而一旦失去了这种感受，即便下大力气攻读经典，也只能是“视而不见”“鲜能知味”，陷于纯粹思辨式的似懂非懂和似是而非。

　　所以，当今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破文史哲的分割，以整体综合、道艺互证的方式体悟古往今来的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创造出新的文化象征体系，实现对国人的潜移默化的滋养。其首要任务就是“兴”，即中国人的文化生命的实际兴发和唤醒——这是从文化的自觉承当走向自觉的文化创造，是提升整体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活力，这也正是“乐教”的精髓。故佛歌的创作要扎根于传统中国的“乐教”传统和资源，自觉加入到创建新的文化象征体系的大视野当中来，不能局限于只在音乐的范围内写歌唱歌，那将失去佛歌创作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