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简介
宗喀巴大师著成《菩提道次第广论》已有500余年,法尊法师译成汉文也近80年,目前汉地研习《广论》蔚然成风,甚至形成了许多研究《广论》文本的学习型团体。《广论》在西藏游200多家注释,至19世纪初,形成了4种经典注疏,并被合为一编,分上下两函,不同作者的注疏以不同的颜色撰写,题名《无比至尊大宗喀巴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诸难要处善解之四家合注——大乘明灯》,这就是著名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200年来,这部著作一直没有汉译。2010年起,宗峰、缘宗两位年轻法师在社会各界的劝请与大力支持下,以两年时间专心致志完成了初译。其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于译稿进行了精心的校订,统一了科判、格式,并纳入夏坝?降央克珠、魏德东主编的《佛学译丛》,分上下册,合计1112页,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完成了学术界、佛学界的一大心愿。
四家注释不仅原文的颜色不同,诠释也各有重点,相互补充,形成了对《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全面解释。
第一家注释俗称墨注,是最早的注释,以黑色写成,作者为跋梭天王·曲吉坚参(1537-1605),在本书中以“跋:”标识。跋注的重点是补充《广论》正文之间省略的文字,疏通文意,有助于完整地理解原文的思想。如199页写道:“希乐(获得更上进的)功德(的比丘)住林薮,(以其能生骄慢故)不应(如窥伺般)观察他过失”,其中括号中的话,就是跋梭天王所做的注。墨注属于对正文的补充,需要连贯起来阅读。
第二家注释俗称黄注,最早以黄色写成,作者是卡若堪钦·阿旺饶丹(16-17世纪),在本书中以“阿:”标识。阿注的特点是为各个段落做出小结,并予以解释,以帮助读着把握每一小段的中心思想,深化对段落的理解。例如第505页写道:“阿:如是,六度的根本也唯是菩提心而已。”黄注多在段落之间独立成句,且篇幅较长,属于阐述性的解释。
第三家注释俗称红注,最早以红色写成,作者为嘉木样协巴·阿旺尊哲(1648-1721),在本书中以“嘉:”标识。嘉注是对正文做科判与解释,也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分析,比后来法尊法师的《广论》科判还要详细,有助于读者更精准地把握原文的逻辑脉络。例如第69页:“三、如教修行。分二:一、总行。”
第四家没有说明最早写本的颜色,作者是札底格西·仁钦顿珠(17世纪),在本书中以“札:”标识。札著并不是对全本《广论》的注释,而是专门毗钵舍那部分,在解释方式上是综合性的。
《四家合注》有两个来源,一是1802年的胜寿洲寺版,此后又于1842年、1946年、1972年、2005年重刻,合计5版。二是1807年的拉卜楞寺版。此次翻译,译者比对了两大源流,将所有藏文译出,力求完整。
《四家合注》的两位译者均为青年僧才。翻译上卷的宗峰法师,号法印。1971年生于新疆拜城,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94年出家于浙江三门多宝讲寺,在智敏上师座前剃度。1996年赴拉卜楞寺学习诸大经论,2000年赴青海同仁县隆务寺学习。下册的译者缘宗法师,法名妙方,1972年生于山东单县,1993年4月在五台山出家,1995年参学于多宝讲寺智敏上师,1996年以来参学于拉卜楞寺、隆务寺、色须寺等寺院。两位法师心无旁骛,专心学术,为年轻一代学者树立了榜样。
《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的出版得到佛学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著名的前辈广论学者智敏上师为此撰文《沟通汉藏、利益群生——<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翻译及出版的意义》,指出:“学习《广论》的热潮已经兴起,但可惜以前《广论》的藏文原版注释皆未译出,《广论》部分文词难销,法相细微,汉人学习《广论》没有帮助阅读的资料,学习上存在实际的困难。”“欣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翻译出版《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此举对于《菩提道次第广论》在汉地的进一步推广学习,利益汉地的广大众生而言,其意义亦非同寻常,十分随喜。”“此次出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的一大特色是译者还对法尊法师汉译《广论》中所引的经论名目和引文,尽量查找出其在《大正藏》中相应的汉译经论名目和文字,然后将校核的结果添加在脚注中。宗大师学识广博,造论旁征博引,引用许多经论,现在译者查找出《广论》中所引的经论名目和引文在《大正藏》中相应的汉译文字,方便了学人研读《广论》及深入《广论》的义理,可以加深学人对《广论》原文的理解,也有助于汉藏佛法的沟通。”
智敏上师强调:“在物欲横流、精神空虚的今日世界,亟需要一种高尚的信仰来平衡人类的生活,而佛教的信仰,却又是推向智慧的一种动力。因为佛教是讲理智的,所以绝不参杂任何迷信成分。就这方面而论,更为知识分子所欢迎。目前由于时代发展和民众需求,佛教的传承与弘扬显得尤为迫切。《菩提道次第广论四家合注》的翻译及出版正逢其时。”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此前也发文,阐述《菩提道次第广论出版四家合注》出版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他说“借由《四家合注》我们可以发现,宗大师重视戒律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几乎遍及广论的前前后后。”
中国人民大学汉藏研究中心教授沈卫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班班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嘉木扬·凯朝都对本书的出版有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