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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史利伟】《普贤行愿品》颂云：智海广难量，不测反增谤；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智学成菩提，愚学为生死；如是不了知，斯由少学过。《大涅盘经》偈云：或有服甘露，伤命而早夭；或有服甘露，寿命得长存；或有服毒生，有缘服毒死；无碍智甘露，所谓大乘典；如是大乘典，亦名杂毒药；如酥醍醐等，及以诸石蜜；服消则为药，不消则为毒；方等亦如是，智者为甘露；愚不知佛性，服之则成毒；又如木中火性、乳中酪性，缘若未具，有亦同无。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不学不知，非不成佛。——《宗镜录》卷第三十九 和宽运大和尚见面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出奇地清晰。闭上眼，我的大脑里就能放映他或坐或立时的影像：他坐下时，端正笔直，神态和悦，双眼欲睁似闭，头颅高昂，有一种仰视长空的气势；站立时，巍然挺拔，昂首挺胸，依然头颅高昂，仰视长空。只有和人交谈时，他的目光才会转向你，智慧的光芒在他脸上跳跃，你会感觉到他口中之所吐纳、目光之所释放无不是三藏十二部的精华，信手拈来，如理如法；佛教的名词：三毒、四无量心、五蕴、六度、七宝、八苦等等，在他口中如数家珍，此刻无论面前坐的是谁，他都能因材说法，契理契机。我想起了印光祖师《一函遍覆》中的开端之语：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看来，宽运大和尚参透了念佛三昧的玄机。 宽运法师，现任香港西方寺方丈。原籍中国东北辽宁省喀左县，乃蒙古族人士。一九八三年南下赴港，一九八六年追随永惺长老剃度出家，为天台宗第四十六代传人。二十多年来，一直辅助永惺老和尚领众修行，弘经演教，利乐有情，悲心宏愿，不遗余力。日常处众，宽厚平易，简朴谦虚，戒行严持，四众钦仰。 愚学为生死智学成菩提 鲁迅先生有句口头禅：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其实，世间诸事大抵如此，在中国绵延了数千年的佛教也不例外，学佛到底为了什么？这也是四众弟子思考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我向宽运大和尚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梁启超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纵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两汉之际，佛学沿着丝绸之路东输入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失望悲观而追求精神解脱，成为一种时代的集体憧憬；那一刻，佛学与社会大众的心态一拍即合，佛学在各阶层中有了广泛的市场。从此，佛教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胜景。隋唐以降，尤其是高僧玄奘的舍身求法和终生努力，使佛学与中华文化完美结合、佛学研究异彩纷呈，并促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在中华大地的绝对优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宋明以来，儒释道三学渐趋合流，理学兴盛，佛学逐步被引入儒学框架之中，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生机；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佛教日益式微，逐步走向山林化、鬼神化，靠超度生死苟延残喘。也正是因为佛教的颓废，迫使后世的大师们穷则思变。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思想，大胆革新，让中国佛教面貌焕然一新。太虚大师说：人生佛教的落实与发展，它一定是先由戒律的行持，而后去袪烦恼、增加智慧，把一切所有的世俗化的东西，让它合理化，然后逐步提升与超越，这样佛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功能。 宽运大和尚非常赞同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理论，他认为对于学佛的意义，太虚大师早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回答：太虚认为，如果佛教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的人生问题，就不是真正的人生佛教，即人生所需要的佛教。因此，对于人生佛教的实践，他提出四个层次与步骤；第一是“人生改善”，我们首先应改善自我的人生，而出家人就更应改善出家以后的人生。人生改善了以后，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内在，从人格到僧格都得到进步；这基本的层次完成以后，才能进入第二个层次，即“后世增胜”，令后世即将来得到好处或利益。然后再进入更高的层次，即第三个层次，才能“生死解脱”。而最后达到了最高的层次，也就是第四个层次，即“法界圆明”，也就是佛的觉悟的境界。 《大智度论》有言：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但对于众多学佛者而言，信而不理解、不了义，就会增加愚痴，愚痴的人就不会了解佛法的本质，认为学佛是为了了却生死，超脱轮回。这个发愿仍然执于我相、寿者相，不懂得生死即是涅盘道理，所以说是愚学为生死。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因为他们不知道不了解佛性。只有为了认识自己本来的真如佛性而修行才是智学，也就是为智而学，有信有解。所以有信有解智慧学佛的人是为了成就菩提。成就无上菩提、法界圆满，才是大乘佛教最终的修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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