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玄奘大师游历印度回到那烂陀寺之时,戒贤大师嘱他为大众宣讲《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正当此时,一位名为师子光的大德在宣讲中观学派的《中论》与《百论》,并以此来批判《瑜伽师地论》的唯识思想。
中观与唯识是印度佛教的两大车轨,这两大学派的理论同出于般若,逐渐发展出了自己体系,随之产生了鲜明的分立,常有分歧与辩论,到后来更是分河饮水、难以调和。玄奘大师对这两大学派的思想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与心得,确信这两者同一法源,佛陀随机设教,绝不会相互矛盾的,只是后世的学人未能融通,才会说这两者互相乖反,此乃学人之过失,岂是佛法本身有所矛盾!玄奘大师见师子光法师之言有所偏颇,几番前去与之讨论法义,指出其言论的错漏,师子光法师却未能自圆其说,于是那烂陀寺的宗徒都渐渐归于玄奘大师的讲席之下。玄奘大师就为众讲述《中论》、《百论》的旨趣,来破唯识学派所讲的遍计所执性,却不言及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师子光等人不能善悟玄奘大师之妙旨,却说中观论典里“一切无所得”,一定也破圆成实性等。
玄奘大师知道这是许多人的疑惑,就特意写下了长达三千颂的《会宗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会通中观与唯识二宗,明示大众佛陀的圣教没有违背之处,此论完就之后,玄奘大师呈与戒贤大师与大众,开释了时人的疑惑,大家无不称善,乐为流布。而师子光法师羞愧难当,却无法辩驳,遂前往大菩提寺求助于自己的同学旃陀罗僧诃来与玄奘大师辩论,可是他自知难以取胜,又为奘师的威仪所震慑,几番见面都没有能开口。
到了此时,玄奘大师声名更盛,只可惜大师的宏论未能译为汉语流传后世,今人无缘得见。而这个时候,一场更大的辩论也缓缓拉开了帷幕。
当时的戒日王想在那烂陀寺附近建造一座高十余丈的鋀石精舍,可是乌茶国的僧人却当着戒日王的面说:“听闻您要在那烂陀寺附近建造鋀石精舍,实为壮伟的功绩,但是您为何不在迦波厘外道寺那里建造,却独独要在那烂陀寺呢?”戒日王问:“这么说是为何?”僧人回答说:“那烂陀寺里皆是空花外道,与迦波厘外道也没什么差别!”原来他们信学小乘,并不信受大乘教说,还取出了南印度王的灌顶师般若鞠多长达七百颂的著作《破大乘论》给戒日王看,向他阐述了正量部的论旨,并夸下海口:“岂有大乘人能难破一字者!”戒日王为大乘佛教维护到:“弟子闻狐行鼷鼠之群,自谓雄于师子,及其见也则魂亡魄散。师等未见大乘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见时恐还同彼。”(弟子听说,狐狸在鼷鼠群里就会自吹自擂,以为自己比狮子更威风,但他真的见到了狮子,就吓的魂飞魄散,诸位大师未曾见过大乘的大德,所以固守小乘,等您一见到,恐怕就会像见到狮子一般。)小乘的法师心中不服,提议戒日王召集双方辩论,戒日王就修书戒贤大师:“弟子行次乌茶,见小乘师恃凭小见,制论诽谤大乘,词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张鳞共师等一论。弟子知寺中大德,并才慧有余学无不悉,辄以许之。谨令奉报,愿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内外者,赴乌茶国行从所。”
戒贤法师收到戒日王的信以后,召集全寺的僧人商议,最后选出四名法师——海慧、智光、师子光与玄奘大师,前去赴戒日王之请,与小乘论师论辩,但般若毱多智慧并不一般,海慧等师没有足够的把握,但是玄奘大师十分自信,告诉另外几位同修:小乘诸部的经律论,玄奘在故国及到迦湿弥罗以来就已经学习过,对他们的旨趣非常了解,他们的教旨绝不可能破大乘之义,玄奘虽学浅智微,但必能抉择正理,还愿诸位大德不必担忧,即使不能胜过小乘论师,那也只是我这个支那国的僧人学法不精进,并不会影响那烂陀寺之盛名。
而此时,又有顺世外道前来那烂陀寺问难,写了自己的四十条论点大义,悬挂于寺门,并宣称若有能破之者,斩首相谢,可是几天来都无人应答,玄奘大师就派自己的侍者将此论义撕毁并用脚踩踏,外道婆罗门大怒,责问这位挑战的人,他说:“我是摩诃耶那提婆奴!”摩诃耶那提婆就是“大乘天”的意思,这是玄奘大师在印度的名字,这位婆罗门早就听闻大师盛名,但是不屑与侍者辩论,直到玄奘大师请他进寺,在诸位高僧的见证下共论大义,逐一破斥了涂灰外道、裸形外道、髅鬘外道、殊徵伽外道、数论外道、胜论外道的谬误。
最后,婆罗门默然无言,起身认输:我输了,今当依约斩首相谢。玄奘大师说:“我曹释子终不害人,今令汝为奴,随我教命。”婆罗门有感于玄奘大师的宽厚,欢喜敬从。
而玄奘大师正欲往乌茶国去赴戒日王之约,就寻得般若毱多法师所作的七百颂《破大乘论》仔细批阅,可是有些疑难不能自决,就询问不久前所收伏的这位婆罗门:“汝曾听此义不?”答曰:“曾听五遍。”玄奘大师就请他为自己讲授,他却说:“我今为奴,岂合为尊讲。”玄奘大师就说:“此是他宗我未曾见,汝但说无苦。”婆罗门答应了下来,并请求晚上再为之讲述,恐怕外人得知奘师向侍者学法,有辱盛名。就这样,玄奘大师迅速了解了此论的大义,并找出其中的错谬,以大乘之义逐一击破,写下了一千六百颂《制恶见论》,上呈戒贤大师,那烂陀寺的僧众看了以后,无不欢喜赞叹。
玄奘大师也感激这位婆罗门之德,告诉他说:“仁者论屈为奴,于耻已足,今放仁者去,随意所之。”婆罗门恢复了自由之身,辞别了玄奘大师,前往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在鸠摩罗王面前盛赞大师的智慧与盛德。由此因缘,鸠摩罗王与戒日王都仰慕大师盛德,先后延请供养,玄奘大师前往戒日王的宫城应供之时,戒日王急切地请教大师:“闻师作《制恶见论》何在?”玄奘大师取出此论,戒日王看了以后大为欣喜,对在座的小乘论师说到:“弟子闻,日光既出则萤烛夺明,天雷震音而锤凿绝响,师等所守之宗,他皆破讫,试可救看!”在座的小乘论师皆感惭愧,无一人敢出一言,戒日王对大众说:诸位大德的上座提婆犀那法师,自称解冠群英学该众哲,也是在毁谤大乘的先驱,如今听闻那烂陀寺的高僧前来,就前往吠舍厘礼观圣迹,这分明是托词回避,足见诸位大德并不能回应玄奘大师的责难!
就连戒日王的御妹,本来信奉小乘正量部义,此刻正坐在戒日王的身后,听了大师的开示,也十分欢喜,心向大乘。而戒日王当即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提议:“师论大好!弟子及此诸师普皆信伏,但恐余国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于曲女城为师作一会,命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示大乘微妙之理,绝其毁谤之心,显师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
事不宜迟,戒日王当天就发布了通告,邀请五印度的僧俗与王公大臣前往曲女城聆听支那国法师的宏论。就这样,玄奘大师也在腊月时到达了会场,五印度有十八国的国王到此,精通大小乘的僧人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尼干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千余僧至此,热闹非凡,为了听闻玄奘大师解说大乘,一时之俊杰咸集于此,斯会之盛,在今天都难以再现。
在曲女城,两间讲堂早早地建起,每间可以容纳一千多人,而国王的行宫在会场以西五里之处。法会当日,大众从行宫中迎请佛像,装在大象背上的宝帐之中,向会场前进,而戒日王装扮成帝释天的样貌,手持白拂侍立佛右,鸠摩罗王则装扮成梵王之貌,手持宝盖侍立佛左,两人身上装饰着天冠花鬘,垂璎佩玉,竭诚供养,而身后又有两只大象盛着宝花,在佛像之后,众人散花以为供养。玄奘大师于其后乘象前进,而诸国王与大臣也都乘三百大象,鱼丽于道侧,称赞而行。
到了会场,大众捧着佛像,安置于宝座上,戒日王与玄奘大师等依次供养,然后延请十八国王与各个国家最为博学智慧的高僧一千余人和婆罗门外道五百余人进入会场,最后请诸国大臣等二百余人进入,其余的僧俗大众就在院门外安置。戒日王设宴供养大众,并以金盘一只、金碗七只、金澡罐一只、金锡杖一枚、金钱三千、上氎衣三千供养佛,并依次供养玄奘大师与诸位大德。
无遮大会终于要开始了!玄奘大师作为论主,坐在狮子座上,他开宗明义阐扬大乘宗旨,不仅由那烂陀寺的高僧明贤法师为大众宣读了大师论旨,还将它抄写一本悬挂在会场之外,告诉大众,如果有人能够指出其中有一个字不对,可以破斥的,玄奘当斩首以谢!
玄奘大师的在曲女城大会的论旨是什么呢?玄奘大师的弟子窥基法师在书中曾两度提到,一说就是《制恶见论》,一说是“唯识比量”即“真唯识量”,玄奘大师另一位弟子的靖迈法师在《古今译经图纪》中说,论辩的内容是《制恶见论》和《会宗论》,惜乎此二书皆未传世。
据后世学者们依据《成唯识论述记》等书的记载推测,《制恶见论》的主要内容,也应该包含多个方面。首先,肯定是包含了唯识比量的,窥基法师记载道:“大师立唯识比量云: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宗。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因。犹如眼识——喻。”这三支比量是玄奘大师最主要的论点。
再者,玄奘大师也论证了大乘是佛说,来驳斥小乘对大乘的毁谤,他安立了七个原因——不记、同行、不行、成就、体非体、能治、文异。
其次,作为当时唯识学派的代表,他也从各个方面来论证唯识学代表性观点“阿赖耶识”的存在,玄奘大师回国后翻译的《成唯识论》所提出的“五教十证”也一定与《制恶见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时的唯识学派,提出了“带相说”,而般若毱多等正量部论师对此说提出责难,据说十二年中无人能够反驳,而玄奘大师提出了新的诠释,对“带”作了“夹带”与“变带”的区分,窥基大师叙述道:“我之大师,戒日王为设十八日无遮会时,造《制恶见论》,遂破彼云:汝不解我意,带者是夹带义。相者体相,非相状义。谓正智等生时,夹带真如之体相起,与真如不一不异,非相非非相。”
就这样,玄奘大师阐扬大乘之理,直至傍晚,没有人能够出言反驳,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依旧如此。直至第五天,许多外道与小乘未悟道的人,见到自己的所学被破斥,心怀愤恨,计划谋害玄奘大师,戒日王当即宣告大众:“邪党乱真其来自久,埋隐正教误惑群生,不有上贤何以鉴伪!支那法师者,神宇冲旷解行渊深,为伏群邪来游此国,显扬大法汲引愚迷。妖妄之徒不知惭悔,谋为不轨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众有一人伤触法师者,斩其首;毁骂者,截其舌;其欲申辞救义不拘此限。”如果是有理有据的辩论,在大会上是受到欢迎的,而无理的伤害谩骂,却是不被接受的。
就这样过去了十八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发言反驳玄奘大师。在法会的最后,玄奘大师称扬大乘功德,令在场的僧俗返邪入正、回小向大。戒日王为玄奘大师威德所感,更加敬重玄奘大师,供养金钱一万、银钱三万、上氎衣一百领,十八国王亦各各供养,可是玄奘大师恭敬地辞谢了。戒日王又安排游行队伍,在大象上竖起大幢,请玄奘大师登上大象满城巡游,宣告大众大会的盛况与玄奘大师的盛德,然玄奘大师再三婉辞,戒日王却劝说道:“古来法尔,事不可违!”
就这样,戒日王手捧玄奘大师的袈裟,兴奋地向群贤宣告:“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大众也都心悦诚服,盛赞其功德,大乘学者赞其为摩诃耶那提婆,即是“大乘天”,小乘学者赞其为木叉提婆,即是“解脱天”!
可以说,玄奘大师将唯识学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成为了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峰,可惜他的巨著并没有传世,玄奘大师辛勤求法,孜孜译经,其心其愿乃是一决疑网,将印度的佛法全面而准确地传译到东土,为时人与后人指示一条系统而完备的修行成佛之道,而他在印度作《制恶见论》,发展了唯识学说并有力回应了对大乘佛法的责难,作《会宗论》,实际上也参与到了中观与唯识的辩论中,并以自己卓绝的佛学素养,谨严地“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不过这一历史性的辩论仍然在继续,直到今日。在玄奘大师回国以后,更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尚无暇顾及翻译自己的宏论,而是思路清晰地为中国人构建了一条完整佛法之路,以唯识学为主干,以阿毗达摩为基础,最后汇通于般若学。就此而言,玄奘大师在印度与中国佛教史上的光辉可谓名符其实的“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文/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