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古建筑濒临消失，谁来保护？

山西古建筑保护困局 （图片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不仅是煤炭大省，也是古建大省，然而古建大多处于失修的状态，岌岌可危。这两年，在一群民间爱好者的呼吁、推动下，“保护山西古建”这一议题得以被公众所知，并逐渐形成了公益机构、当地能人等共同参与的民间保护格局。这些保护行动，关乎山西古建古壁画的生与死

　　10月下旬的山西，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在乡村，到处弥漫着生命成熟的欢欣气息。地里的玉米全部熟了，树上的苹果红通通的，枣子熟透了掉到地上无人捡食。没有雾霾的日子，山西乡村沉浸在秋高气爽的宁静中。

　　晋中市榆次区颉纥村法宝寺却在这一天热闹起来，多少年没有这样的瞩目时刻了。18日上午，“发现中国西斯廷—山西古建壁画探寻之旅”考察队抵达这里。队员们为几百年前精美的壁画所震撼，为生产队时期村民重新粉刷墙面导致壁画损毁而叹惋。整座庙都荒废了，正殿的墙很快就会坍塌，到处是雨水渗透的痕迹。当年粉刷时用的白灰开始脱落，内层的壁画若隐若现。它们重现天日之时，即是它们再次毁灭的开始。100米开外的坡地上，一座古塔战战巍巍地矗立着，塔基已被文物盗贼挖去了一半。

　　法宝寺是一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一座高台上，高台下面是一块平坦的空地。这是一个凉爽的秋日，从城里的工地上赶回来秋收的村民，正在空地上紧张地打晒粮食，无暇顾及法宝寺的生与死。一年又一年。没落的“贵族”在山西众多古建中，法宝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座，还有更多的山西乡村古建比法宝寺更为默默无闻，情势也更加危急。

　　山西是全国唯一一个保存了从唐代到清代完整建筑体系的省份。其中，山西早期木结构建筑存量占全国总量的75%以上，多为明清建筑。据文物部门统计，山西现存古建达2.8万处。一处古建往往不止一座单体建筑，通常还包括配殿、朵殿、戏台等配套建筑。有的由佛教寺庙搭配关帝庙、泰山庙等构成。

　　山西不只有古建。在古建里，除了常见的佛造像、神仙造像，墙壁上多绘制有精美的壁画。古壁画的存量同样巨大，山西省文物局给出的数据是2.4万平方米。

　　据山西省文物局发布的资料，73%以上的山西古建筑存在不同程度的险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建告危，古壁画情势更是岌岌可危。

　　10月19日下午，当“发现中国西斯廷——山西古建壁画探寻之旅”考察队，正在晋中市祁县境内的一座真武庙考察时，一群老村民闻讯赶来，对着这座存放着村民棺木，由前殿、后殿和东西配殿构成的残破明代风格建筑，七嘴八舌地回忆起它的往日风采。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过红卫兵的陈姓女村民，面对杂草丛生、壁画尽毁的古庙，喃喃低语“红卫兵犯错误了”。

　　这座真武庙修建在村庄中一处凸起的土堡内。土堡下面，几座筑有高墙的深宅大院突兀地矗立着。一名75岁的郭姓女子，独自守着一处院子，院子的墙上有精美石雕，屋子上尽是做工精良的雕花木窗。宅子已经传承了五代，家族的创始人曾在张家口做生意，发家后返乡修建了这座“豪宅”。如今，繁华落尽，老伴归西，儿孙都到城里生活，只有她一人守着一叠当年的照片，和这座民居古建相依为生。有外地商人曾出高价要买下这座宅子，她一口回绝了。有时候她也茫然，不知自己作古后，这座古宅将往何处去。

　　城镇化大潮中，农村青壮人口流入城市，农村精英消失，乡村凋敝。山西古建古壁画保护，无人担起责任。

　　山西古建曾有过辉煌的时刻。那些时刻，它们享受着香客的供奉、村民的敬畏，以及每隔几十年的修缮。当年的山西达官贵人、商贾巨擘，多喜欢在故土修筑庙堂华宅，不惜以巨资聘请名家建盖宅院、绘制壁画。当年的木匠和画师，一面感念雇主的知遇之恩，一面带着为善的心态做事，倾其一生功力，将中国的木建筑技术、佛造像和壁画艺术推向另一个高度。

　　山西的乡村在凋敝，具有公共精神的乡村精英先于乡村凋敝。大部分的山西乡村，已无“能人”出面打理本村公共事务，村民自发修缮古建在山西显得极为困难。而在历史上，山西古建的修缮工程一直是在当地的“能人”，当时称为“社首”的阶层的筹措下进行。

　　“正是有‘社首’这种具备经济实力、文化使命和真正关心乡村公共事务的阶层的存在，山西古建在古代一直得到较好的修缮，持续几百年上千年。”民间古建保护人士唐大华说。

　　人在流出，古建、古壁画也在流出。多种破坏方式正在危及山西古建古壁画。一条隐形的古建交易链是致命的一击。多处古建的柱础、雕花、壁画失窃，更多的山西古建在文物盗贼的觊觎中。绝大多数山西乡民并不知道当地古建古壁画的价值。许多古建筑的配殿、朵殿往往沦为羊圈、猪圈、储物间。无解的难题?乡间古建的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有修缮的义务，村民没有使用权，因此村民保护古建筑的热情不高。在山西，甚至发生过几起村干部倒卖戏台的事件。

　　在忻州市繁峙县作头村，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天齐庙”。85岁的村民马治修作为守庙人，已经在这里看护古庙长达30年。由于村集体收入极少，当初承诺支付他每个月70元的守庙费几乎没有发放过，他仅靠每个季度400元的低保维持生活。更多的村庄，其集体收入为零。

　　山西省很多市县财政紧张，无力负担修缮古建古壁画的经费。一处古建筑的修复，动辄需要上百万元，一平方米的古壁画修复经费，则高达上万元。此外，一座古建每三五十年即需要修缮一次，修缮费用呈周期性投入态势，而非一劳永逸。因此，古建修缮投入是短期效果不明显的“无底洞”，这让热心当地公共事务的乡间“能人”也望而却步。

　　前几年，山西省整个文物系统的经费只有区区几千万元。这两年，由于民间呼吁的倒逼，山西省对古建古壁画保护的投入经费已提升至亿元规模。但与山西巨量的古建古壁画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据统计，山西119个县(市、区)的9000多处市县级文保单位中，只有40多个县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了本级财政预算，与文物保护有关法律中“文物保护经费应纳入到当地财政预算并逐年增长”的规定相距甚远。

　　由于古建保护投入经费长期匮乏，拥有中国古建数量最多的山西省，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古建修缮企业，更遑论打造出成熟的古建修缮行业。即便少数地方政府开始投入经费，聘请匠人进行维修，还面临着工匠匮乏的窘境。

　　不仅民间古建修缮人才奇缺，山西文物系统内的专业研究人才也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老一辈文博大家柴泽俊等人已退居二线，而“接班”的新秀尚未升起。山西文物系统内很少有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放眼全国，学者对诸如敦煌壁画等热门研究项目趋之若骛，对山西古建等冷门研究项目不甚“感冒”。

　　“一般情况下，古建学者如要在行业内打造影响力，需要跟文物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如此，古建学者才能拿到研究项目和支持经费。一个学者，如果整天发声呼吁保护山西古建古壁画，恐怕就没有项目可做了，专家评审会就得靠边站，就成不了知名学者。”一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有的学者可能也很了解山西古建严重失修的情况，但他们缄口不言，不想得罪文物部门。”

　　某些受到网民关注的古建，也会得到政府的回应。在祁县涧村，一处明清时期的文峰塔，塔身悬在不到一平方米的残缺塔基上，岌岌可危。在网上受到关注后，当地政府部门开始出资修缮。

　　政府的关注和投入并没有持续性。山西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古建修缮工程，大部分是民间行为。但民间修缮问题不少，村民往往更愿意建盖新的建筑、重现描一遍壁画。“修缮古建是很讲科学的，把建筑翻新一遍，将房梁、柱子重新上漆，这座古建也就完了。山西的很多老乡都愿意集资修缮古庙，尤其是修缮庙里的塑像。其实还是一种功利思想在作祟。”一位专家分析。

　　村民有功利之心，政府主政者有追逐政绩的热情。在山西，某个村的村民集资130万元修缮了村里的古庙。这一举动却成了该县县长的政绩，赫然出现在当年的县长工作汇报中。

　　10月21日下午，本刊记者走访了太原市阳曲县北郁利村的佛堂寺。政府部门主持的大殿修缮工程刚刚结束。大殿正面墙和东西两面墙上的壁画精美绝伦，由于政府部门修缮了屋顶，使它们暂时免遭雨淋日晒的厄运。当年修建寺庙的功德碑，如今成为寺庙简易围墙的一部分。正殿左侧的关帝庙坍塌了半个屋顶，阳光从破损的屋顶上照进来，墙上的关公故事壁画变得更加栩栩如生。有闻讯赶来的老村民，回忆了这座古寺庙当年的庞大规模和昔日人声熙攘的盛景。如今，很多村民已经搬离村庄，寺庙周围的人家，大门紧闭，寂静一片，已然废弃。不远处，一座砖厂正在紧张的生产着。

　　农村在荒废，有人因此认为保护古建的现实价值不大。“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古建确实没有意义。但不妨换一种思路，既然原址保护意义不大，可以尝试异地保护。”前述专家回应道。基金的力量很多散落在山西乡间的古建，一场大的雨雪就可以将它们彻底摧毁。

　　2011年圣诞节，唐大华决定真正为山西古建做点事，“大木殇”系列正式起航。三四张失修古建图片，几段简短的文字介绍，成为唐大华介绍山西古建失修的标准文本。在博客上发表的同时，他也顺手将博文链接到微博上。

　　没想到一下子火了。唐大华的区区几十个微博粉丝，忽然间“呼呼呼”的涨成几百个、几千个。微博大V顺势跟进，“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发起人邓飞、军事战略学者赵楚、电影导演贾樟柯等都陆续转发了他的微博。“没想到微博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力，有时候一下午不在办公室，回来打开电脑，上午发的一条微博竟然被转发了上百次、上千次。”

　　改变在发生，唐大华开始寻求更大的改变。他得知，在微博大V中，邓飞和他有些类似，都是在做乡村公益。于是，他主动和邓飞在微博上开始了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