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佛教寺产所有权问题

清末，社会各界对寺院产权的争夺非常激烈。（图片来源：资料）

　　核心提示：在清末的庙产兴学运动中,社会各界对佛教财产的争夺一直非常激烈。辛亥革命后,在多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开始制定寺产所有权政策性,几经修改,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规。这些法规体现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吸收了地方政府和佛教社团的意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我国宗教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所说的佛教寺产，是指我国汉传佛教所属的房屋、土地和资金等动产和不动产，它是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运动中，佛教寺产一直是各地征用的重点，由此引发的矛盾非常尖锐、非常普遍。辛亥革命后，社会各界关于寺产所有权的争夺更加激烈，群体性暴力事件不断发生，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诱发因素。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袁世凯政府便按照《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对寺产所有权进行政策性规范，几经反复，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规。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以《政府公报》为核心资料，对清末民初的寺产所有权问题的演变过程进行探讨。

　　一、清庭的寺产政策——寺产属于国家

　　佛教传人中国后，在历代帝王的扶持下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教，寺庵数量和寺产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庙产。到清末，全国的佛教寺产到底有多少，虽然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但数字肯定是惊人的，张之洞曾说：“今天下寺观何只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1]我曾翻阅了不少民国时期编撰的县志，几乎每个县都有上百个寺院，如浙江省新昌县有佛寺274个，[2]山东省临沂县有佛寺254个，[3]安徽省南陵县有佛寺181个，[4]上海县有佛寺88个。[5]清末新政期间，随着庙产兴学运动的迅猛发展，佛教寺产迅速成为各地官绅强占的重点，由此引发的矛盾也相当普遍和尖锐。尽管寺僧和普通民众竭力反对庙产兴学运动，却无法改变佛教寺产属于国家的基本事实。

　　1．佛教寺产属于国家的原则首先体现在清政府的庙产兴学政策上。

　　大规模的庙产兴学运动开始于清末新政期问，但庙产兴学政策却正式形成于戊戌变法期问。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下旬，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提出的“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工费”[6]的建议，颁布了庙产兴学上谕，强调：“民问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靡费而隆教育。”[7]这里的“民间祠庙”，当然也包括佛教寺院，这一点在张之洞《劝学篇》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初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之七，僧道仍食其三。”[8]这个方案显然将佛教寺产作为庙产兴学的重点，至此，清政府的庙产兴学政策正式形成。从康有为的奏折、光绪皇帝的上谕和张之洞的方案可知，清政府的庙产兴学政策是以佛教寺产属于国家为前提的。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清政府即决定大力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为了推动学堂的建设，清廷先后颁布了《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1902年8月15日)和《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要求各级官吏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广兴学堂，并且规定，地方绅商创立各级学堂“均得借用地方公所祠庙，以省经费”。[9]1906年，清廷颁布《奏定劝学所章程》，要求各县设立劝学所，并明确劝学员的职责是“查明某地不在祀典之庙宇、乡社，可租赁为学堂之用”。[10]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9年1月l8目)，清廷又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明确规定：“自治公所，可酌就本地公产房屋或庙宇为之”，[11]这些规定虽然笼统，但始终坚持了寺产属于国家的精神，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全国各地都开始大规模地强征寺产。

　　2．佛教寺产属于国家的原则也充分体现在各地庙产兴学的实践中。

　　伴随着庙产兴学运动的迅猛发展，规模庞大的佛教寺产便成为各地官绅征用的重点。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上海县令王瑶廷就“饬差传谕僧会、道会二司，将阖邑寺观若干查明禀覆”，并对行动迟缓的道会司提出警告：“如再迟延，定干未便”。[12]光绪三十年九月(1904年10月)，江苏省扬州府发出告示，要求境内所有寺院的方丈自行禀报寺田，以凭核办，并宣布：“如见榜后知某寺田产确有隐匿，一经查实，全数充公。”[13]光绪三十一年正月(1905年2月)，浙江金华府武义县邀集学绅开会，决定将全县寺田的三成拨充学堂经费。[14]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Ft(1907年5月7日)，浙江省杭州府太守暨仁钱两县令召集僧尼开会，强令寺僧认购庙捐，并按季节缴纳，不得短欠，庙捐共分六等：“一等五百元，二等三百元，三等一百五十元，四等七十元，五等三十元，六等十五元。”[15]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 (1909年1月)，直隶天津县议小会通过决议，将全县所有的私产尽数收归董事会支配，僧尼只能根据原有寺产数目，领取数额小等的赡养费。[16]宣统二年四月(1910年5月)，奉天南路提学使批准某绅的请求，准其联络各屯乡正副清查“所有各庙香火地若干亩，概提三分之一作为各屯小学堂经费。”[17]在清末新政期间，这样的例子在全国是很普遍的。面对官绅的联合行动，寺僧只能无条件地服从，稍有不满，就会被扣上“不守清规”的帽子，轻者被驱逐出境，重者被扭送官府治罪。

　　3．佛教寺产属于国家的原则充分体现社会舆论中。

　　清政府的庙产兴学政策，显然得到了激进的社会精英的赞同，他们纷纷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各地强征寺产的行为是“以公产办公益，化无用为有用”的正义行为。早在戊戌变法期间，章炳麟就发表了《鬻庙》一文，鼓吹提取庙产创办学堂，并且强调“余是以建鬻庙之议，而以淫祀与寺观为鹄的”，[18]矛头直指佛教寺产。清末新政开始后，为强提庙产行为摇旗呐喊的人就更多。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七日，（1902年5月14日），《申报》发表了《拨寺观产业以开学堂说》，认为张之洞提出的“取十之七以改学堂，十之三以处僧道”的做法过于保守，应将全部寺产提充学经费：“地方之庵庙寺观无论为大为小，尽数毁之，在乡者或以其地栽种树木，或以其地开垦作田，在城镇者，或改为民房店铺，岁收其值归入学堂，其中旧有之产业，亦尽数拨人”。[19]光绪二十九年(1904)，《申报》连续发表文章，不断呼吁将寺产全部充公。《兴学不患无款说》提出了“举天下佛寺神庙去之”、“举天下一切淫祠悉去之”[20]的建议；《毁寺观以充学费议》则以僧尼“终岁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为由，呼吁官府特下令，“凡男僧女尼悉令蓄发还俗，有不从者从而禁钢之，寺院屋产悉没入官，充作学堂”；[21]《论筹款》一文则呼吁朝廷颁布谕令，“所有各直省寺院庵观，无论敕建与私立，限一年内设法废除净尽”，寺产全部充公，僧尼全部还俗[22]。不仅如此，当时各地报纸杂志还不断刊登揭露僧尼“不守清规”、“违法乱纪”等行为的文章，竭力鼓吹强征寺产的正义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