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寺内石灯长明 中日人们友谊长存

大明寺　　

鉴真和尚（图片来源：资料图）

　　位于扬州的大明寺香火旺盛，在这里曾经出了一位有名的大德高僧，他就是鉴真。正是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来自古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得以兴盛和传播，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交汇点的扬州，佛法昌盛，鉴真五次东渡日本失败后，终于在他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抵达日本，他在日本不仅传播佛法，而且把中国的绘画、建筑、医疗等带到了东瀛，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里程碑。大明寺内由日本唐招提寺森本长老所赠的石灯笼，与日本唐招提寺的另一盏遥相辉映，长明不灭，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情谊。

　　鉴真东渡日本弘法更是传播文化

　　7月初，记者来到了大明寺，始建于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的大明寺，迄今已经有1540年，寺内古树沧桑，直薄云天，正对寺门的大雄宝殿门前香火旺盛。往右侧走，便到了鉴真纪念堂。1963年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届为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决定筹建鉴真纪念堂并举行了奠基仪式。纪念堂由我国已故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主持设计，并仿照鉴真在日本设计创建的唐招提寺金堂样式建造，体现了两地一脉相承、无法□断的情分。

　　在南京博物院记者了解到，借助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来自古印度的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南朝时佛教达到鼎盛，极盛时期寺庙达到七百余所，许多来自印度等国的僧侣在中国翻译佛经，杜牧在《江南春》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形象地写出了南朝佛寺的盛况。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在隋唐时期由中国佛教思想家创建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流派。

　　出生于扬州的鉴真大师，应日本圣武天皇邀请，在日本求学僧荣叡、普照等的陪同下，六次东渡传法。到达日本后，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坛传戒，并创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初祖，并把盛唐时代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完整地传播到日本，鉴真还精通医学，被日本医学界尊为始祖。

　　“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扬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顾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明寺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日本的交往，“鉴真东渡不仅仅是宗教事件，某种程度上说，更是文化事件，它对日本宗教、建筑、绘画、医疗等整个日本文明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促进了日本天平文化的发展。”顾风表示。

　　日本人立碑感念并相赠长明石灯

　　唐朝时，我国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高潮。扬州博物馆的史料显示，从公元630年到838年这两百多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遣唐使十九次，十三次成行，其中九次经扬州转赴长安。此时的扬州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说已经成为“国际大都会”，不仅商贾云集，佛教也日益昌盛。当时就有来自日本的圆仁大师在扬州求法，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扬州有四十余寺”。

　　随着唐代与日本、新罗(韩国)民间贸易的扩大，除了来自日本求法的学僧，还有来自新罗的留学生，崔致远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据扬州博物馆的史料记载，崔致远在12岁的时候到扬州求学，18岁一举成名，并在22岁在淮南节度使幕府担任军政职务达四年之久，回国后，他传播中国文化，为中韩文化交往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今在扬州还有崔致远纪念馆，成为中韩交往的见证。

　　日本人没有忘记鉴真大和尚。在大明寺鉴真纪念堂一侧，有一块《古大明寺唐鉴真和尚遗址碑记》，这是一位日本人感念鉴真东渡的执着，特意立碑并请人撰写碑文。记者从碑文了解到，1921年，日本人高洲太助主持两淮稽核所事时，了解到来自大明寺的大和尚鉴真东渡日本事迹，为纪念这一史实而立碑，他特意请日本东方文化学院院长、文学博士常盘大定撰碑记，并委托扬州著名石工黄绍华镌刻，立碑于大明寺内，此碑为国内发现的考证鉴真史迹最早的记载和物证。

　　不仅如此，位于鉴真纪念堂正殿前的石灯笼为日本唐招提寺森本长老所赠，并亲自点燃。记者了解到，这盏石灯与日本唐招提寺的另一盏是一对，灯火长明不灭，与鉴真当年在日本创建的唐招提寺内的石灯遥相辉映，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