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道缅怀恩师任继愈：解行相应的史学家

任继愈

宋立道

　　余虽为先生的最后一名正式执礼的弟子，算是俗话中所说的登堂入室之辈。但回想起来，更多的时候，余的确滥用浪费了先生的关怀与爱惜。先生在初次见面时让人觉得威严，一旦我们得以侍学左右，先生则会用他长者的温和关爱呵护学生。这中间若论学问道，先生仍然是严肃的。还是借《论语》作譬，其中的一章，子夏所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是啊，先生在人生的路上，一直对余恩宠有加，一再地容忍在下我的任性而再再地帮助我，在下每有跌倒，每经挫折，都得到先生的鼓励与扶持。说件小事，1982年，我的太太在老家因低血糖骑自行车时晕倒住院，我因为病况不明，连夜回家。头天进门，次日便收到先生的电汇700元。隔天再收到先生的手札，殷殷嘱咐，关爱再三……;80年代末，那天早上，在下侥幸免死，回到宿舍，通过电话给先生汇报情况，话筒的那一端师母冯先生已经哽咽失声，而先生沉默半晌，说了一句“没事就好，我昨天夜里在想，你多半会在SQUARE，现在你没事就放心了。先歇着吧。”我知道，已经让他老人家担心了。

　　就因为这件事，80年代末，我在毕业后找工作颇为不顺，几处谋职，数度碰壁。我向老人提出居长安不易，欲南奔谋食存身，先生沉吟半晌，说是可以在他家安一张床，为我提供食宿，让我再看看、再等等、再寻寻……我终归回到南方，但在那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先生数度给我或电话或信函，想要知道我的近况。最终，还是仰先生之力，在下重回长安，再拾旧业。但在下是不安本份的人，回到京城，几度跳槽，一度辞官。虽然如此浮躁，但无论何时，每一次先生听我汇报完毕，都会说“也好，这回可以认真读书了……”直到2005年，先生在我最后一次折腾后听了我的“汇报”，才说了一句，“你怎么老长不大?要知道，能够随遇而安，在佛教里可是一种修行啊……”但余总不能随遇而安.再下一次，当我放弃“研究员”身份，成为“出版商”时，先生听过我的近况，只说了这么几句“但愿不是少了一个读书人而多了一个商人。”又说“做点好书吧。只要用得着，(我们)可以为你摇旗呐喊。”

　　对我的不安份，先生有他的看法，但他从来不会要求学生应该如何如何，更不会为此呵斥自己的弟子——仅仅因为他们的选择。他尊重后辈的选择,这里已经有了自由主义的宽容态度。但对他自己的责任选择，先生则是敢于担戴、面无难色的。

　　说过了先生的为人处事，多少说两句先生的学问功夫吧。先生培养弟子，总注意的是学习的方式方法，是思维的理路。1984年余随先生出访印度。在印度跑了一圈以后，离别的前一天，先生在机场问我：看了这么十几天，你对印度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你如何观察这个民族?我言不及义地说了一番国家贫穷，人民困苦之类的套话。先生则说，你不觉得印度的知识分子有些什么特点么?先生认为印度的知识分子有着远比中国文人更强烈的自信心。无论何处，无论何时，只要有开会发言的机会，印度学者不管在场的是哪国人，是不是权威，都会抢着发言，而且只要不受干涉，他便会洋洋洒洒地一直讲下去。好多印度学者的英语其实真的broken得很，但他们都敢说自己的英语字正腔圆，而且一水的“标准伦敦口音”;又有一次，一位同学谈到日本的文化与社会风气，对日本人的“温良恭俭让”称赞有加，冷不丁先生说，不会总是这样吧，你说的与你同行的知识分子，一般的下层人，那些二战时来到中国的士兵就不会是这样吧。先生于是补充一句：一分为二是基本的辩证法原则。这个原则看似简单，但在我们做学问时、发言主张时，尤其要小心，不要说过头的话。真理与谬误往往挨得很近很近哦。先生说，我一辈子都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凡事力戒走极端。

　　惟其如此，先生晚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佛教进行反思时，曾经谈到禅宗的“即心即佛”“当下成佛”的说法，其中包含着文化革命当中的一些口号的思维方式，例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先生说过主观唯心主义有迷人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其实这种思想方式或者思想气质也影响到我们的革命领导人。他认为许多结果貌似滑稽的可笑已极的政治错误与局面，其实都是中国人思维深处的这种自师自证的主观主义造成的。由此，他引出了必须重视经验的哲学，更必须重视理性的哲学，中国文化当中，其实理性与经验的科学水平都不够。如果不能克服这一弱点，我们从科学技术到政治制度都会是有问题的……联系到知行全一，先生认为禅宗在某些时候还不及净土宗来得踏实。先生对于自心即是宇宙的大气度是有微词的，虽然没有明说，但同他老人家在论述王阳明和阳明后学时，偶尔也有流露。他曾经说，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可以造成一批文化英雄，但却只是在境界上在个人的心灵领域内的自高自大者，可以放之弥于天地，收之藏于一心。它可以解决人生态度人生观的烦恼，却无助于改造世界，相反它引人逃离世界，而且是理直气壮地逃离世界，逃避人生。

　　从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可以看出：我们离新文化运动所呼吁的科学与民主还有多远?为什么还会有这么远?当然,先生从来没有明白地说出这层意思。但他一再地提醒我，必须总结“文化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总结这个革命的思想根源，这个运动的思想机制，并且将它同对中国文化的反思结合起来。我相信先生没有完成的这个工作已经展开，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他老人家这方面的手稿。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先生深谙中国文化典籍，但先生对西方文化命脉也不陌生。在许多问题上，只要仔细的分辨，我们可以看到先生身上的理性主义光芒。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1984年硕士论文答辩前不久，那个冬天的一个晚上，先生曾有一次兴致大发，因为余问到唯识理论的绝对观念论，先生提到了黑格尔，旋即转到了英国的布拉德雷(Bradley)身上。那天晚上，他老人家用两个钟头大谈《现象与实在》，说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有一个学期，痛下工夫研究过这位新黑格尔主义者。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如何为这篇回忆缅怀先生的文章收场。暂时打住吧，简单地为任继愈先生的一生学术成就，以几个枯燥的名词概念来简单总结：

　　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好几个领域——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研究、中西思想比较、中国教育实践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久远的绝非一般的创见和观点。先生晚年的学术特点：一、学问与人生的结合点：关心(社会的)民主建设，呼吁民主精神;二、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传统的孝道等伦理的现代阐释和意义;对于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主张“解行相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不同意师心自用，不同意脱离实践的理论革命，他认为“即心即佛，即身成佛”的一套说法正是从中国文化的特征里流出来的。正是这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实践工夫是有待真正解决的问题。

　　为先生吊唁拟了一幅挽联

　　右联：昔为人天眼目 教书育人 奖掖晚进后生

　　左联：今受弥勒亲邀 决疑兜率 辩证诸佛义旨

　　横联：解行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