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摘自永信法师《我心中的少林》
我从小跟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父母、爷爷、奶奶都信佛。逢年过节,都要烧香磕头,家里还有佛教的书籍和佛像。接触多了,自然也就熟悉了。
另外,当时的皖北农村,说书的很多,尤其是每年夏季,我们那里经常涨水,再加上梅雨季节,什么事都干不成,就去听说书。一听,就是几十天。一到冬季也没啥事,也会去听说书。说书人经常会说到出家人的生活,我就想,长大了能不能我也去出家当和尚,像说书人说的那样,过着惬意的生活,云来雾去,像神仙一般。那时候不懂事,就向往过这种日子。
父亲当时在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工作,母亲一人在家带着五个孩子务农。我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家当时是商品粮户口(过去粮食统购统销时期的一种称谓,意思是非农户口),上学、找工作都不成问题。不过,我还是选择了出家这条路。
1981年我16岁,过完年之后趁着家人外出的时候,拿了点钱,拿了几件衣服就直奔少林寺。
我从小向往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五台山,一个是少林寺,像九华山、普陀山当时都没听说过。说书人经常会说到少林寺的和尚怎样多,功夫又怎样高。我想,我先去少林寺,如果少林寺不收我的话,再去五台山。因为少林寺离我们老家近,所以第一选择就是少林寺。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当年的住持行正长老。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想出家,想学武术。那时候,我还真不知道别的理由呢。
老方丈简单地问了一些家庭情况,我对他说,家里人都是烧香、吃斋的。他又问我会干什么?我说农村出来的,什么活都会干,也不怕吃苦。他听了,点点头,说我“很有佛缘”,就同意接收我这个弟子,但要我回家去开介绍信。
家里人当然都反对,父母找来村里很有威望的长辈们对我轮流劝说。可是,当时的我一心一意想出家,终究还是没有说动我,后来父母看我真是铁了心,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的皈依仪式,是在方丈室后面的立雪亭举行的。也许是因缘殊胜之故,当时正逢白马寺海法大和尚来少林寺。海法法师做了我的引礼师,行正法师做了我的剃度师。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修建的第一座寺院,中国两座名寺的住持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举行皈依仪式,很不多见。这不仅是一种缘分,还是一种寄托,对我来说,更是一种责任。在仪式上,行正大和尚正式收我为徒,赐法号永信。
当时那种从未体验过的庄严肃穆,那种对先祖发自内心的崇拜敬仰,至今还记忆犹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师父能同意我出家,并收我为徒,承担了很大的风险的。“文革”后,宗教政策尚未恢复,僧人平时连僧衣都不能穿,还能收徒弟吗?
也正因如此,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献身佛教、承继师业的信念。
在寺庙里,我做饭、放牛、种地、挑大粪、当保管……我的勤奋、好学,很快得到了几位老和尚的赞许,更是获得行正住持的喜爱。
我们出家,并不像世人所想象的,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和传奇,说到底,是靠信仰在支撑,而信仰更多的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
在修行的过程中,我慢慢感悟到了自己出家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解决个人何处来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就是要通过出家,来验证自己的人生。所以,僧人要看破生死关,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才能够了脱生死,才能解决人生的最根本问题。
除了解决个人的生死问题外,在成为少林寺的住持之后,我还必须考虑整个少林寺的生死问题。当时的少林寺,生存环境艰难,没有山林,没有土地,除了围墙以内的寺院,就剩下围墙以外的28亩山地,而这28亩地根本养活不了少林寺的僧众。
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模式:在当下的现实格局中,如何更有效地弘法利生、光大传承;换句话说,少林寺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哪里?
虽然现今有好的宗教政策,但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还是等不来的,没有谁会白白送给你。等待只会贻误历史机遇,甚至会葬送少林寺乃至佛教的未来。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让有1500年历史的少林寺在我们手中衰败,那才是对人类的犯罪,更不是我们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