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印长老

   　 一、序　论

　　佛教传入中国，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其中有两点常谈论及的原因，特别能显出东晋时代中国佛教的处境与面对的问题：一、东汉末年至东晋的一百多年间，战乱迭起，民不聊生，有利佛教传播；二、儒学与名教在汉末衰落，思想界出现混乱，知识阶层另行摸索人生方向，而归于周易与老庄，玄风兴起，成为佛学生根的契机。

　　以上两点适合佛教成长的因缘，却也相对地引起许多困难。由于乱世的原因，百姓不堪战火的困苦，纷纷奉佛出家，造成僧团芜杂，屡屡成为朝臣、士人攻击佛教的口实。其次，因西晋之亡，南下的贵族增多，抑制了原为江南土著的地方豪族势力，以致造成忧郁的风气，清谈之徒辈出。但是东晋处于末期的玄风，比起王弼、何晏时期有两点显著的不同：一是思想上渐渐远离对具有理想性的“道”的探究，而转为标举适性、独化与自然，二是生活上从较严肃的谈座论辩，转向于冶游宴乐乃至袒裼裸裎的诞放方式[1]。佛教面对这末流的玄风，都难以标举任何需要艰苦修行的理想境界。另外，战祸与凋敝的民生，不但把平民驱向佛寺，也迫使僧人依靠帝王与贵族，僧人面对帝王，应当如何自处？

　　面对朝代的更迭，以及面临的重重问题，如何使佛教在长时期中能被本土文化容受、理解？这将是任何一位具有自觉生命与关怀佛教的人的最大使命。慧远正是一位深深地体察到当时佛教命运的人，他力挽狂澜，外抗强权，内争僧格，创建了庐山僧团。

　　本文以庐山僧团为中心，探讨庐山僧团在僧制建设上的特色，以及在修行理念上的指导思想。另外，庐山僧团在追求出世与独立品格之际，又是如何解决中国传统礼教与外来佛教的矛盾？如何寻求与士大夫之间的沟通？庐山僧团的宝贵经验对于今天的佛教又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庐山僧团是中国佛教教制史上重要的一页，探讨庐山僧团的理念，有助于我们全面推进佛教事业。

　　二、庐山僧团的僧制建设及结社活动

　　在印度的宗教文化环境中，出家修行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僧团管理都是靠佛教的戒律。佛教传人中国后，受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高踞于这一社会之上的君主政权以及主导意识形态——儒教的三重制约，在教义的组织体制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内因外缘的交互作用下，遂使中国佛教的僧制向国家的管辖制和禅僧的丛林制两方面演化[2]。在经律论三藏中，律典传入较迟。故在戒律传入之前，汉地僧团实际上已有自行设定的管理制度。虽然在五世纪前半的短短二十年间，就齐备了四部完整的律藏[3]，但是由于印度背景及本身文广义繁等特点，原已实行的“僧制”不仅没有废除，而且在政权的干预下还有所发展[4]。

　　关于僧制，在汉地早期佛教教制史上，以道安最具影响力，他在襄阳为僧团制定共住规约，参照已有的戒律制定“僧尼规范”。《高僧传》卷五中说：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5]

　　道安所制定的僧尼规范，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并且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汤用彤先生对道安的僧制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其实东晋之初，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艰苦卓绝，真能发挥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谈之浮华者，实在弥天释道安法师。[6]

　　如果说道安的“僧尼规范”是中国佛教奠基时期的纲要性探索，那么慧远则是在继承道安的基础上，对僧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规定。在《出三藏记集》中保存了当时慧远所制定制度的有关名称，如《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节度序》、《比丘尼节度》（《出三藏记集》所载陆澄《法论目录》各载其序）等[7]。这些名称则向我们提示了当时庐山僧团关于比丘、比丘尼、外寺僧、结社等方面的制度已有全面的制定。通过对慧远著作文本的解读，我们发现庐山僧团在印度广律尚未通行之前，慧远在承袭其师道安“僧尼规范”的基础上，为建设庐山僧团制定了有力而又适宜的规约，为庐山僧团的修学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冢本善隆先生认为慧远制定教团生活的清规是针对桓玄的僧尼淘汰政策，认为教团有自我肃正的必要，是期待自己教团或佛教教团全体自肃而制定的[8]。当时佛教内部正涌现一股世俗化浊流，表现为竞其奢淫、与民争利、结交权贵、迎合俗习。时人讥为：“何其栖托高远，而业尚鄙近”[9]。王雷泉先生认为佛教的世俗化有教内外的原因，屈从王权、迎合世俗实为最直接的原因[10]。当时“佛教凌迟，秽杂日久”[11]，不仅引起社会的垢议，亦为当政者所蔑视，每每引为整肃佛教的口实。所以，桓玄鉴于佛教僧团的腐败，欲沙汰僧团，但对庐山僧团表示出极大的敬意，“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12]。慧远在《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中，表现出他并不反对国家政权来澄清僧尼，但是“形迹易察，而真伪难辩”，如果执法之官因不懂佛法而“滥及善人”，这是不愿出现的结果[13]。所以，慧远认为只有通过内部整顿、制定完善的僧制、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才能解决佛教世俗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