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庐山僧团严肃的道风，得到当时王公大臣的赞叹，而且僧团的规章制度也得到南北僧俗的普遍尊崇。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在设立僧官的诏书中，将慧远庐山僧团的规制“远规”，作为整顿僧尼的楷模，他称：

　　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14]

　　从庐山僧团的严持戒律、传译律典、修般舟三昧等作风来说，也有严订制度的必要。

　　我们可以认为，慧远的教制虽然仅限于庐山僧团，但对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教制与组织建设，给予了深远影响。庐山僧团为后来禅宗教团百丈清规的订立，在理路上提供了良好的背景。

　　如果说慧远制定僧制是针对桓玄的僧尼沙汰政策，这是加强僧团内部的整顿；而创建莲社，吸引当时精英知识分子来加入，这是积极地改变外部条件，加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高僧传》中说：

　　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刘遗民著其文曰：惟岁在摄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霜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花敬荐而誓焉。[15]

　　庐山的念佛结社创于元兴元年（402）七月，由刘遗民等百二十三人共同在般若精舍的无量寿像前，修念佛三昧。

　　在东晋佛教日益世俗化的浊流中，庐山僧团以“山林佛教”的特色，树立了出世清明的形象。超越的信仰素质使庐山僧团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所以能集结一批精通内外学的僧俗知识分子，庐山蔚然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从社会背景来看，在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局中，上层士大夫深为派系、集团之间的内部倾轧所苦，并为之丧命。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归隐”情结已和理想的寺院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所有的哲学、道德、文学研究和艺术追求最终都在寺院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16]。庐山僧团代表了一种退身隐逸的理想，这里不仅是智慧之田，而且也是养心与安身的福田，所以许多人以俗家弟子的身份上庐山跟随慧远，参与法事活动。

　　庐山僧团强大的凝聚力来自领导者自身的超越精神与博大的胸襟，慧远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从未离开过庐山，他“常以虎溪为界”，在其所有传记中总会强调这个特点。即使是公元399年有权势的桓玄访问慧远也必须入山，何无忌、殷仲堪等政要欲见慧远亦必须入庐山，就是公元404年晋安帝途经浔阳，慧远亦称疾不肯出山。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绝不犯戒，《高僧传》中记载：

　　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17]

　　通过与外界的隔绝来保持自身的清净，慧远以出世的清明证明了佛教存在于世的价值，也感召慑服了不信佛教乃至迫害佛教的人。正是慧远的超越精神与博大胸襟，使庐山僧团具有和谐的教内外关系，为当时南北佛学的沟通、南北僧团内部事务的调解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三、庐山僧团的修行理论

　　首创结社念佛的慧远，被后世推崇为中国净土宗的初祖，后世亦因此以“莲社”之名结社念佛、求生净土。庐山念佛结社所修习的念佛行持，其内容如何？在刘遗民的发愿文中说：

　　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渺茫何津！[18]

　　就是以佛为对象作观想，则容易得到感应，若无观想对象则渺茫而难觅河津，难成就观佛三昧。

　　慧远的结社念佛，是依念佛三昧而见佛，以期往生西方。慧远的《念佛三昧诗集序》说：

　　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19]

　　所谓三昧者，是把思虑专一集中，尽除一切妄想。思虑得以专一集中，则其意志必将趋于一致，妄想则得以消除，气息也可虚寂，精神亦可澄清，气虚神澄则目自澈见一切。虽然三昧有很多种，但其中以念佛三昧功德最高，实行也较易。

　　据《广弘明集》卷二十七所收录《与隐士刘遗民等书》的附记看来，刘遗民修行得到殊胜体验：

　　专念禅坐，始涉半年，定中见佛，行路遇像。佛于空现，光照天地，皆作金色。又披袈裟，在宝池浴。出定已，请僧读经，愿速舍命。[20]

　　此中所描述的境界是定中见佛。

　　庐山僧团定中念佛、定中见佛的修行理论即是《般舟三昧经》中所开示的“般舟三昧”。慧远曾与罗什讨论般舟三昧与念佛三昧的问题，在《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又名《大乘大义章》）卷中《次问念佛三昧并答》中说：“远问曰：念佛三昧，《般舟经》念佛章中说，多引梦为喻。”[21]这就是指《般舟三昧经》卷上〈行品〉中说：

　　若沙门白衣所闻西方阿弥陀佛刹，当念彼方佛，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昼夜，若七日七夜。过七日以后，见阿弥陀佛。于觉不见，于梦中见之，譬如人梦中所见，不知昼，不知夜，亦不知内，不知外，不用在冥中故不见，不用有所弊碍故不见。[22]

　　慧远是因为在般舟三昧禅法的修习过程中，受《般舟三昧经》的影响而归信弥陀净土。慧远晚年尤重禅法，而行般舟念佛三昧，从而导致他在信仰上选择了弥陀净土。

　　“般舟三昧”是念佛见佛的三昧，是随般若学而发展起来的大乘禅法之一种，所以具有浓厚的般若色彩。慧远早期曾追随道安习般若学，属般若六宗七家中的本无宗，所以慧远的念佛思想也就带有兼重般若智慧的特点。慧远《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中说：

　　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其相济也，照不离寂，寂不离照。[23]

　　禅与智是解脱道上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这种特质引入弥陀净土信仰中，于是形成了早期净土信仰者重视禅定和智慧的特性。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义学与止观的统一，是到隋代智者大师才完成的。我们通过对慧远净土思想的考察，以及东晋时代般若学的背景探索，了解到慧远所提倡的念佛三昧是定中见佛的般舟三昧。而般舟三昧重般若智慧的特性，与当时时代趋势的结合，使慧远领导的庐山僧团具有禅慧并重的特点，这是后来禅宗、净土宗所提倡“禅净合一”的先驱。而且，庐山僧团融合禅定、智慧和弥陀净土信仰三者的念佛思想，以及对弥陀净土的弘扬，对南北朝时代弥陀净土信仰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