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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庐山僧团的现代意义 在中国汉传佛教传入两千年之际，探讨庐山僧团的理念，缅怀慧远大师的历史功绩，无非是想从历史的经验中，挖掘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精神。 庐山僧团以超越的信仰素质抗拒了当时的反佛教思潮，并赢得当时王权的尊重。所以，出世清净的品格是佛教存在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应当突出佛教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地位，防止佛教向贵族化、商业化、世俗化发展。而超越的宗教品格来自僧团自身建设，所以完善僧团制度是佛教建设的核心。在此大前提下，寻求戒律精神与现代社会结合的契机，认识律学的时代意义，将是教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严格把握僧源的素质，提倡实行童行考验制度，培养学戒、持戒的风气，以戒律作为培养僧格的基础，从个体的清净以达到整体的清净，以保证僧团的纯洁。由解脱戒建立起来的僧团，自然具有教化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 另外，在宗教实践上，坚持以戒定慧三学为纲，突出禅定与智慧并重的修行特色，这是培养佛教出世清净形象的重要保证。所以，改变当今佛教在修行实践上过于简易化，提倡重视禅定的修行，培养禅定教学的师资，以及建立一套完整的实践体系，将是佛教住持者的重大任务。佛教义学的发展，是提高佛教文化品味的重要保证，必须培养僧人重视佛教研究的风气。当今世界佛教的发展是多元化、多层次，所以培养多层次的人才将是今后佛教发展的关键。 自身建设的完善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要以保持佛教超越性为出发点，努力处理好政教关系，加强佛教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关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间的合作日益深入，要联系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团结世界各国的佛教徒，共同推进佛教事业。要发挥佛教在文化上的高尚品味与融摄精神，团结文化界、学术界，共同弘扬佛教文化。 慧远庐山僧团是中国佛教教制史上重要的一页，探讨庐山僧团的理念，有助于我们全面推进佛教事业。 注 释： [1]区结成《慧远》，18页，世界哲学家丛书，东大图书公司，台湾，1987年。 [2]印顺法师《泛论中国佛教制度》，《教制教典与教学》（《妙云集》下编之八），5—6页，正闻出版社，台湾。 [3]佐藤达玄《戒律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上册），释见憨等译，41页，香光书乡出版社，台湾，1997年。 [4]龙泉《汉地教团的建立及早期形态》，《法音》1996年第8期，中国佛教协会。 [5]《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353b。 [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133页，中华书局，1983年。 [7]《出三藏记集》卷12，《大正藏》卷55,84a。 [8]木村英一编《慧远研究·研究篇》，59页，创文社，日本，1962年。 [9]《弘明集》卷6，《大正藏》卷52,35b。 [10]王雷泉《慧远建设庐山教团的理论与实践》，《佛学研究》（创刊号），218页，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2年。 [11]慧远《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85b。 [12]《桓玄辅政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85a。 [13]慧远《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85b。 [14]《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363b。 [15]《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358c。 [16]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等译，34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在该书中，许理和先生认为《老子》、《庄子》构成了“归隐”的哲学基础，“清净”、“守一”、“纯朴”则提供了道德依据，文学研究和艺术追求是“归隐”的份内之事。 [17]《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361b。 [18]《出三藏记集》卷15，《大正藏》卷55,109c。 [19]《广弘明集》卷30，《大正藏》卷52,351b。 [20]《广弘明集》卷27，《大正藏》卷52,304b。 [21]《大乘大义章》卷中，《大正藏》卷45,134b。 [22]《般舟三昧经》卷上，《大正藏》卷13,905a。 [23]《出三藏记集》卷9，《大正藏》卷55,65b。 [24]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431页。 [25]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56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26]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434—444页。在葛兆光先生的大作中将许氏的观点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再加上“道德的批评”，见上书568页。 [27]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568页。 [28] 《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80b。 [29] 《弘明集》卷5，《大正藏》卷52,30a—b。 [30]《弘明集》卷5，《大正藏》卷52,30b。 [31]《弘明集》卷5，《大正藏》卷52,30c。 [32]《弘明集》卷5，《大正藏》卷52,31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