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参观蒙古族藏传佛教寺院 （图片来源：资料图） 

　　对于印度和其他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来说，俄国的佛教文明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奇，因为，俄国一直是以古老的东正教、沙皇帝国和共产主义为世人所熟知的。在16世纪最后25年中，佛教以戏剧般的方式从蒙古传播到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当时的蒙古统治者俺答汗在佛教传播中发挥了开拓性作用。

　　起初，蒙古的佛教僧侣和西藏同伴在马背上带着帐篷，来到西伯利亚和任何他们发现有人居住的地方，搭好帐篷，在里面供上释迦摩尼像，然后开始传教，这就是临时的佛教寺院“杜甘”。如此戏剧般的过程年复一年，一直持续到19世纪。

　　随后，这些临时的寺院转换成永久的木质建筑，尤其是在奥纳河、乌拉河、色楞格河和安加拉河等西伯利亚河流的沿岸，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佛教寺院“扎仓”。很快，它们就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尤其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以及卡尔梅克牢固地确立了佛教的根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俄国的佛教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须特别指出的是，佛教在俄罗斯帝国的两个相距甚远的地理区域内得以传播。

　　据俄国学者尼古拉·叶尔莫什金考证，公元1世纪时佛教作为宗教和哲学体系开始通过丝绸之路在中亚广泛传播，从古老的花剌子模，到里海、咸海和太平洋的广阔地域内。他写道：“中世纪初期，佛教寺院在中亚的多数大城市建立。一份古老的手稿描绘了公元7世纪中叶撒马尔罕的佛教庙宇修复的情况。佛教文化中心在龟兹、和田一带非常普遍。科学家过去经常到和田寻找在印度不能发现的稀有手稿。”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的出现，穆斯林统治者武力的摧毁，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佛教文明的传播。

　　从14世纪起，佛教在俄国的传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时，蒙古统治者开始了一项有组织的运动，让佛教遍布他们的帝国。

　　首先，佛教在布里亚特扎根。据俄国文献记载：“在布里亚特，主要是北传佛教的蒙藏分支。最初，在外贝加尔和俄国其他佛教地区传播的是格鲁派，它由宗喀巴于公元14-15世纪创立。宗喀巴因在藏传佛教上推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而被称为‘第二佛陀’，他成功地将所有佛教哲学教派统一到一起，并将小乘、大乘和金刚乘等三个主要佛教分支的方法结合起来。”

　　格鲁派又称为“黄帽派”或“黄教”。这个名词源于宗喀巴帽子的颜色。有学者指出，由宗喀巴创立的“黄帽派”的真实含义是：黄色象征原始律宗严格规范的重建，即恪守佛教僧侣道德准则和行为。依照律宗，佛教僧侣要穿上用废旧破布做成的长袍，通常是黄色的，以表明他们全身心的奉献及对世俗诱惑和苦恼的自我摒弃。

　　关于佛教理论体系在俄国的出现，存在一些有意义的细节。人所共知，佛教是从蒙古传播到西伯利亚的。直至17世纪，萨满教一直是布里亚特人的主要宗教。这个时期，俄国正试图在西伯利亚扩大帝国的统治。同时，大量不希望参与封建战争的蒙古人从家乡逃出，到达布里亚特。由于蒙古人在本国时就已经成为佛教徒，所以他们在该地区的佛教传播中发挥了先锋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述俄国的佛教问题很难不涉及佛教与蒙古的关系问题。根据俄国史料，佛教在蒙古和布里亚特的发展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原始蒙古部落和佛教最初接触的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匈奴和鲜卑时期。这一阶段，两个民族知晓了佛教文化中的一些要素。

　　第二个主要阶段开始于12-13世纪伟大的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和蒙哥统治时期。此时，蒙古人真正地认识了佛教。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成吉思汗征服了很多国家和民族，其中契丹人、畏兀儿人、中国人和通古斯人已经真正地皈依佛教。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改信佛教，这是蒙古佛教传播史上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

　　萨迦派一个名叫八思巴的大喇嘛也在忽必烈王朝的都城大都(北京)开展了传教活动。1252年，忽必烈汗和八思巴喇嘛签署《珍珠宪章》，划分了蒙古帝国内世俗和宗教界的势力范围。由于布里亚特被称为“阿拉蒙古”，也就是忽必烈帝国统治时期的漠北蒙古，因此布里亚特自动地处于《珍珠宪章》的管辖范围内。依此，历史学家认为1252年蒙古帝国宣布佛教为国教的时间，也同样适用于布里亚特地区。

　　佛教在蒙古传播的第三个阶段是伴随着16世纪俺答汗的到来而出现的。俺答汗提升了黄教在蒙古的地位。1576年，他组织召开各部落和宗族大会，确保佛教在他的帝国成为绝对性的宗教。俺答汗的侄子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王子劝说他的叔叔，如果将西藏的最高大喇嘛邀请到蒙古，将受到赞赏，而且还会获得好处。据说，俺答汗本人第一次知晓佛教是在此次谈话的三年前，那时他在同中国西部西拉畏兀儿人的一次战役中抓获了两个喇嘛。其中一个喇嘛向俺答汗传教，并使其皈依佛教。

　　1578年，在西藏大喇嘛的见证下，俺答汗宣 布了《十道德法规》，同时授予大喇嘛“三世达赖喇嘛”的头衔。在此法规的作用下，蒙古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多深层的改变：废除了陈旧的习俗，如随意刺杀骆驼和马，把它们当做死人陪葬品活埋等，引进了新的习俗;建立了包括四个等级的僧侣统治集团，每个等级在地位和特殊权益上与世俗贵族的等级相对应。达赖喇嘛致信俺答汗，称他们并不是第一次相见，而是很久以前就已经相识了。这意味着，俺答汗被当做忽必烈汗的化身，达赖喇嘛则是八思巴喇嘛的转世。

　　四个世纪后，苏联学者对蒙古佛教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佛教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完全具有宗教学说反科学的本质特征。佛教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出现，7世纪进入西藏，很快在那里广泛传播。尽管基本教义没有变化，然而藏传佛教在仪式、教义及教会机构的组成上都发生了相当多的改变。这些改变的目的在于使佛教最大限度地符合西藏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论及选择成为佛教僧侣的那些人时，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喇嘛教从劳动力中转移了相当数量的男性人口，因而妨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抑制了人口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