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19世纪的前25年中，佛教的日益强大吸引了英国殖民传教士的注意。成立于1795年的伦敦传教士团在两名神职人员罗伯特·平克顿和约翰·彼得森的提议下，1817年派遣基督传教士去布里亚特，以使那里的人改信基督教。在这个方案背后，暴露了伦敦传教士团为未来的基督世界勾画的宏伟计划：“传教士团不仅要试图转化布里亚特人，可能的话，还包括其他的西伯利亚部落，而且要成为进军中国的切入点。希望通过西伯利亚占领外蒙古，进而占领北京，最后占领整个中国。”

　　随后，又有一些传教士被派到布里亚特，但传教活动的惨败使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传教士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说道：“传教士团建立时，伦敦对布里亚特几乎一无所知，所了解的一些知识也是错误的。例如，传教士团对布里亚特人所信奉的宗教的本质极为困惑，认为‘萨满教和达赖喇嘛的宗教有密切联系，并和婆罗门教有一些相似之处’。很快传教士就发现，事实是完全不同的。喇嘛教本身是在信萨满教的布里亚特人中传教。这两种宗教互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这些传教士在沙皇亚历山大的正式允许下前往西伯利亚。到达后，为了让佛教徒改信基督教，他们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策略：先努力促使某些部落首领皈依基督教，然后民众就会跟从。有一个例子是失败的传教活动中最有意思的插曲。两个部落首领在大量的诱惑下皈依了基督教。伦敦传教士团把他们从布里亚特带到圣彼得堡，当作基督教广泛传播的象征。然而，他们怪异的举止和酗酒的习惯给传教士们带来了可怕的麻烦。最终，随着伦敦传教士团在布里亚特的失败，建立从欧洲经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到达印度的基督教帝国的宏伟计划破产了。

　　历史进程表明，无论沙皇政权还是英国殖民者对西伯利亚的佛教感到如何不满，但是面对时而出现的不和情况，它仍然能够生存下来。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最悲惨的境况摆在了俄国佛教徒面前。就俄国社会而言，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它都是一个多宗教社会，然而宗教迫害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沙皇时期，东正教被认为是俄国唯一真正的宗教。因此，背离东正教会的教派要遭受残酷迫害，不同意见者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根据《俄罗斯帝国法典》的规定，父母要用东正教信仰教育孩子，如果按照其他基督教教派的仪式给孩子洗礼或使他们服从其他的圣礼和接受教育，父母要受到1-2年的监禁。

　　俄国东正教会享有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极大权威。十月革命前，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拥有超过550万英亩土地。其中，671个神父拥有13万英亩土地，人均超过180英亩。589个神父每人拥有270-2700英亩土地，或者人均675英亩，其中26个最富有的神父平均每人拥有5000英亩土地。这也是十月革命爆发后的24小时内，即11月8日，列宁就颁布土地法令，剥夺了所有宗教组织土地所有权的原因。这意味着没收与宗教组织有关的全部财产。

　　随后，在1917年12月11日颁布的另一项法令中，要求将苏维埃共和国内的所有教区学校、教师、神学院和其他的初级、中高级学校及机构的管辖权由教会转移到教育人民委员部。1918年2月17日，废除宗教教师的职业，不允许在学校教授宗教教义。

　　1918年1月23日，苏俄政府以人民委员会政令的形式发布了一部关于宗教生活的法令，即《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要求建立一个完全世俗的国家，并赋予公民信仰任何宗教和不信宗教的权利。这些关于东正教的立法为苏俄处理其他宗教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