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佛教在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当前中国大陆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在物质层面获得发展的中国大陆佛教界，开始自觉地正视与海外佛教实质上的差距。当今中国宗教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也催生着佛教酝酿新的弘传方式。只有从因地入手，寻求突破发展瓶颈的经验和方法，才能从现实出发，找出中国大陆佛教自己的发展道路。

　　早在上个世纪初，基督教改变在华传教策略，把重心从原来“向河里撒种”，转入文化教育界，占据人才高地，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所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后来演化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其意义绝不限于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而是大力举办面向社会的教会学校及医院。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宗教传播上占尽先机，向广大农村和高等学府两翼展开。

　　中国大陆的宗教版图重新洗牌，传统的儒佛道三教未来的发展空间面临空前严峻的局势。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来看，在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两个领域，存在着相当吊诡的东西对流局面：

　　在世俗世界领域，追逐物质利益，呈现由西向东流动的趋势。

　　在神圣世界领域，寻求神圣意义，呈现由东向西流动的趋势。(基督教←藏传佛教←内地丛林精神)

　　这种寻求神圣意义的趋势，反映着扭转当今中国大陆佛教的异化现状及神圣性危机的社会需求。

　　所谓神圣性危机，即背离信仰核心，宗教乞灵于经济利益、政治权威和文化光环。于是，在宗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之时，宗教的信仰合法性问题日益突现。

　　所谓异化，表现为在市场经济与计划思想冲撞下，复兴中的大陆佛教表现为“法不归位”的状态。具体表现为：政商力量对佛教横加干预及越俎代庖的“越位”，以及佛教界未善尽化世导俗功能的“缺位”。

　　在号召正统宗教要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时候，很多地方把神圣的、清静的宗教引向了商业化、庸俗化的邪路。当佛教被局限于寺院范围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政策及不当行为，使佛教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信仰版图出现大洗牌，民众的信仰需求倾斜于外来宗教，甚至导致非制度化宗教的勃兴与外道邪教的泛滥。

　　危机同时也是转机。当前信仰版图失衡的现状，在佛教内外，产生了法住法位、回归神圣的信仰根源的力量。承认佛教的主体地位，是佛教的社会基础得到加强的结果。我在一篇文章中[1]列举了佛教触底反弹的三大指标：1、网络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和传播提速；2、知识分子拓展了全球化时代的佛教虚拟社区；3、本土民营企业对佛教事业的护持比重日益上升。

　　在思想认识上，对于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单纯强调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是强调佛教的主体意识，回到佛教了生脱死、弘法利生的宗教本位上。如果说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佛教界和学术界的这种观念，还是不常见诸公开报导的微弱诉求，那么在新世纪，强化佛教的宗教品格和宗教归属感，不仅是佛教界自身的要求，也成为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施政理念。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传播和教育，冲破了原来仅面向信徒的政策局限。在新的世纪，大学中成立了更多的宗教学专业和佛学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各种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开，改善和优化了佛教存在的社会环境。

　　在组织制度上，明确佛教团体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定位，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佛教不具备如基督教那样与社区紧密结合的教会，更不要说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组织，这在宗教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引人注目的是，体制内的国立大学与民间力量相结合，建立起书院式的讲学机制，成为当前思想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最佳平台。不仅推动刊物、教材和视听数据的发展，也蕴酿着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基金会一类学佛团体的出现。

　　从世界宗教生态环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发展走向，为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佛教团体借鉴基督教的做法，开始跳出寺院的局限，把佛教的发展放在高素质的平信徒基础上。原来单极的寺院佛教，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由此促进中国佛教的平民化、制度化、公益化、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