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佛教文化人”的崛起
人间佛教,顾名思义,是佛化人间,提升人的素质,使污浊的世间转变为清净国土。因此,人间佛教是从青灯黄卷式的传统寺院,走向世俗社会,从信仰层圈扩散到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跳出寺院的围墙,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群,是新世纪人间佛教运动的必然趋势。鉴于佛教徒在全世界宗教人口中只占6%的比例,人间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标,就是面对中国广大平信徒、佛学爱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1922年,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的演讲中,对文化作了如下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所谓共业,就是社会群体所造就行为的共同结果,由此形成我们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环境。
太虚1929年在《文化人与阿赖耶识》演讲中认为,每个人的阿赖耶识与全人类所造之共业紧密相连,由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扩展,构成“文化的人”的历史和社会之两重意义。教育的意义,在于造就庄严完美的文化人,这些人必须具有在时间上继承以往文化,在空间上吸取异域文化,并创新发展,以至无尽未来的长处。
根据梁启超对“文化”和太虚对“文化人”的论述。文化,即人类以我们主观意识所推动的行为所造成的共业。文化人,即具有人文关怀和宗教情操的新人。笔者2007年7月在《复旦大学禅学会发起倡议书》[2]中,阐述了“佛教文化人”在社会中的定位和作用。在此重申“佛教文化人”的观念[3],以为人间佛教在新世纪的走向进一解。
(一)佛教文化人超越了传统四众弟子的范围,未必都是佛教信徒,也超越了佛教经营者或佛教经济人的层次。作为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觉者,佛法不依赖神秘的启示和怪力乱神,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而是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
(二)佛教文化人中,不乏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政商人士。他们知道:管理不仅是对物和数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则是对心的管理。佛教“六和敬”的组织原则和生活伦理,对于建构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而佛陀关于王法正治的一系列教导和大乘六度四摄的精神,为构建和谐的家国天下,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
(三)佛教文化人对社会、民族、天下,有着一份深切的关怀、热爱和担当。作为佛教哲学基础的缘起法告诉我们: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并非意味着人类心灵会获得同步的安宁与快乐。要改善恶质化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必须从“自净其意”的心灵净化开始。
(四)佛教文化人深知文化乃人类共造之业果,人不能离开既定的环境和条件而随心所欲。但共业是由无数个体的别业所构成,故杰出人物所造的向善别业,可以推动改变众生的共业,从而推动时代的进步,改善社会的环境。无数个人的阿赖耶识所造之业,构成宇宙大化中无始无终的“恒”流,此所谓众生无边、烦恼无尽。但佛教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转阿赖耶识中的有漏种子为无漏种子,故个人的别业和众生的共业,可以在新生旧灭的“转”中得到改变,从而使大乘菩萨成熟众生、庄严国土的事业成为可能,此所谓佛道无上、法门无量。
(五)佛教文化人把“心安”建立在“理得”的基础上,只有把心定位在与佛菩萨等流的法界之中,才能给心找到终极的托付和安立。把发心成佛、度化一切众生的目标,落实到当下的菩萨道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