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佛教文化人”的崛起

　　人间佛教，顾名思义，是佛化人间，提升人的素质，使污浊的世间转变为清净国土。因此，人间佛教是从青灯黄卷式的传统寺院，走向世俗社会，从信仰层圈扩散到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跳出寺院的围墙，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群，是新世纪人间佛教运动的必然趋势。鉴于佛教徒在全世界宗教人口中只占6%的比例，人间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标，就是面对中国广大平信徒、佛学爱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1922年，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的演讲中，对文化作了如下定义：“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所谓共业，就是社会群体所造就行为的共同结果，由此形成我们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环境。

　　太虚1929年在《文化人与阿赖耶识》演讲中认为，每个人的阿赖耶识与全人类所造之共业紧密相连，由此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扩展，构成“文化的人”的历史和社会之两重意义。教育的意义，在于造就庄严完美的文化人，这些人必须具有在时间上继承以往文化，在空间上吸取异域文化，并创新发展，以至无尽未来的长处。

　　根据梁启超对“文化”和太虚对“文化人”的论述。文化，即人类以我们主观意识所推动的行为所造成的共业。文化人，即具有人文关怀和宗教情操的新人。笔者2007年7月在《复旦大学禅学会发起倡议书》[2]中，阐述了“佛教文化人”在社会中的定位和作用。在此重申“佛教文化人”的观念[3]，以为人间佛教在新世纪的走向进一解。

　　(一)佛教文化人超越了传统四众弟子的范围，未必都是佛教信徒，也超越了佛教经营者或佛教经济人的层次。作为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服膺佛法，在于佛陀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先觉者，佛法不依赖神秘的启示和怪力乱神，更不依赖强力的威权，而是基于对智慧的理性探讨和修行实践的验证。

　　(二)佛教文化人中，不乏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政商人士。他们知道：管理不仅是对物和数的管理，其上乘境界则是对心的管理。佛教“六和敬”的组织原则和生活伦理，对于建构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而佛陀关于王法正治的一系列教导和大乘六度四摄的精神，为构建和谐的家国天下，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

　　(三)佛教文化人对社会、民族、天下，有着一份深切的关怀、热爱和担当。作为佛教哲学基础的缘起法告诉我们：个人的别业与众生的共业休戚与共，主体的正报与环境的依报息息相关。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并非意味着人类心灵会获得同步的安宁与快乐。要改善恶质化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必须从“自净其意”的心灵净化开始。

　　(四)佛教文化人深知文化乃人类共造之业果，人不能离开既定的环境和条件而随心所欲。但共业是由无数个体的别业所构成，故杰出人物所造的向善别业，可以推动改变众生的共业，从而推动时代的进步，改善社会的环境。无数个人的阿赖耶识所造之业，构成宇宙大化中无始无终的“恒”流，此所谓众生无边、烦恼无尽。但佛教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转阿赖耶识中的有漏种子为无漏种子，故个人的别业和众生的共业，可以在新生旧灭的“转”中得到改变，从而使大乘菩萨成熟众生、庄严国土的事业成为可能，此所谓佛道无上、法门无量。

　　(五)佛教文化人把“心安”建立在“理得”的基础上，只有把心定位在与佛菩萨等流的法界之中，才能给心找到终极的托付和安立。把发心成佛、度化一切众生的目标，落实到当下的菩萨道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