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科学：中国佛教徒的古今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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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学是一门极为古老又涉及面很广的学问，佛经中对此早有论及，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对此的探讨与实践更是不乏人才，创有不凡建树。

　　早在晋代，庐山沙门释惠要“患山中无刻漏，乃于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波随转，分定昼夜，谓之莲花漏”。此莲花漏每日所报十二时分很为准确，与“晷影无差焉”。

　　到唐代，一行和尚在天文研究与实践上更是一鸣惊人，成就丰硕，名垂青史。一行和尚（683-727），唐代鉅鹿（今属河北省）人。俗姓张，名遂，出身于显宦世家。自幼聪慧超群，雅好经史，有老成之风，且有过目成诵之慧，得“颜回再世”之誉。青年时即有志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声名大振。21岁，为避武三思笼络纠缠，至荆州（今属湖北省）礼景禅师为师，剃度出家，法名一行。后往嵩山（今属河南省）依止普寂禅师，参禅习定。再赴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得闻有禅师传授算法。唐文明元年（684）唐睿宗即位后，获悉一行和尚才华出众，诏洛阳留守韦安石聘之进京，一行以患病而谢绝，转而回荆州当阳从悟真（号真纂）律师习律，深入毗尼，曾采集律部及诸经论中之要文，辑成《摄调伏藏》十卷。

　　唐开元五年（717），一行和尚被召进宫，即以过人的记忆，得玄宗赞为“圣人”，并留在宫中，为之定国是而咨询。一行和尚所言安国抚人之道，大都能切中要害，深得玄宗欣赏。在长安期间，一行和尚礼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为师，学修密宗，潜心钻研，受金刚智秘密灌顶，并协助善无畏译出《大日经》《苏悉地羯罗经》《苏婆呼童子经》等经典。又记录善无畏讲说，撰成《大日经疏》。以其对密宗修持的精深，获后人尊为密宗五祖之一。

　　唐开元九年（721），自麟德二年（665）开始使用的“麟德历”预报日食失误，玄宗即命一行和尚“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受命之后，一行和尚自感责任重大，不能仅对旧历进行简单增改，而要在实测日月五星运行数据后进行新编。为完成此项重任，一行和尚率匠人先后制成黄道游仪和水运浑天仪等。黄道游仪专门用来观测日月星晨的位置和运行情况。通过用黄道仪的观测，一行发现在一年之中太阳的运行速度并不是始终如一，春分、秋分前后均平，而其他时间则时快时慢，冬至最快，夏至最慢。这就为制定历书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一行又用黄道仪对150多颗恒星进行长期定位观察，对二十八宿天体北极的度数进行重新测量，发现恒星并不是绝对的恒而有自移。这一发现，比西方天文学家喻雷早了一千多年。

　　水运浑天仪是采用水推动齿轮系统使之转动，上有天、日、月三个标识。天球每昼夜转一周，日标环每昼夜转一周并沿黄道行一度，月标环每27天半沿白道转一周。不仅如此，更为精巧的还是此仪上装有两个小木人，其中一人每刻击鼓一次，另一个则于每辰撞钟一响。这样既能报时告刻，又时刻体现朝钟暮鼓的寺院生活，体现佛教从钟鼓警策迷误之人的慈悲精神。水运浑天仪构思精巧，结构严密，被后人誉为世界上最早的钟表。直到近代，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第四卷）中，对此仪做了专门记述，称“中国在许多世纪以前，就已有了装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这比西方到公元1370年方面世的威克钟早了6个世纪。

　　在完成黄道仪和水运浑天仪的制作后，唐开元十二年（724），一行即与太史监南宫说组织指导人员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天文观测和大地测量。所测地域，北起蔚州铁勒（今山西灵立），南达交州林邑（今越南境内顺化附近），全长近8000里。他们在这条经线上，分设12个观测点，观测当地冬至与夏至时日影响的长度和北极高度。其结果表明南北两地相差351里80步，北极高度差一度。当然，这一结果与今天用现代科学仪器所观测结果相较误差不小，但这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子午线的科学实测，比起西方的相同观测，早了90年。

　　在上述观测结束后，一行即于开元十三年（725）开始制定新历，三年后52卷初稿告竣，取《易经·系辞》“大衍之数”而名曰《大衍历》。此历制订严谨，定日很为准确。在此历的编制中，一行根据大量观测资料，在刘焯制订《皇极历》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定气的概念，按不等的时间间隔安排二十四节气，计算时将等间矩推广到不等间矩，建立了不等间二次差内插法。同时，一行第一个把“齐同术”用于历法计算上。然而，正当一行和尚完成《大衍历》的初稿后，自己却圆寂于临潼新丰。其后，玄宗又诏张说、陈玄景为《大衍历》续编《历数》《略例》等内容，并于开元十七年（729）颁布施行，一直到宝应元年（762），方被《五纪历》所替代。

　　一行制订的《大衍历》包括有平、朔、望和平气、七十二候、太阳和月球每天的位置与运动，每天见到的星象和昼夜时刻，日食、月仪表和五大行星的位置等，内容广博，数据准确，所以今天《辞海》仍称其是唐代一部先进的历法，历代历法家都采用这种格式编历。当然，作为一个僧人，一行和尚在致力于天文学探讨与实践，特别是编纂新历的同时，对佛法的修持坚持不懈，深入《藏经》，于禅、律多有见解。一生勤奋著述，留有天文与佛学著述《宿曜仪轨》《梵天火罗仪轨》《七曜星辰别行法》《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等各一卷。又与弟子慧觉共撰《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四十二卷。这样，一行和尚以其在佛学及天文学、数学领域的不凡建树，得到世人景仰。玄宗更是对其十分欣赏，在其圆寂后谥号“大慧禅师”。

　　综上所述，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周年中，众多的中国佛教徒在虔诚奉佛，认真修持的同时，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多有探讨与实践，并留有许多不凡建树。然而，由于历来寺院多在山野之中，有许多科技成果不为世人所知，或知而不觉，不得重视。加之天灾人祸，资料散佚，所以自古至今未见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

　　笔者自知自己所知有限，资料不全，但感到有必要对此加以探讨，以展其历史之本来面目，力求正确、全面地评价与认识历代中国佛教徒对科学技术所做贡献，以澄清世人对佛教及其教徒的误解与偏见。同时在世纪之交的今日，中国佛教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我们要以史为鉴，光大前贤功德，以激励广大佛教徒特别是青年佛教徒认识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发扬传统，开发智慧，适缘探讨与实践科技，为进一步搞好生产自养，拓宽路子，也为再创中国佛教的辉煌，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