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藏文化关系形成的原因
元朝统一以后,政治上需要稳定,各民族需要团结,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原有的萨满教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引入一种新的宗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就成为必然。这样不得不吸收佛教文化。同时元末明初,蒙古族在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封建战争,人民的生活水平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日趋加剧。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地位,封建主们需要有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来麻痹人民群众的反抗意志,藏传佛教教义上处世观,如“现世的贵人是前世修善的结果,而现世的穷人是前世的罪孽所造成的,应当归昝于自己。忍受苦难以偿清前世的孽债,换到来世的富裕生活”等说法,正是适应蒙古贵族麻痹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明朝对其周围民族所采取的宗教政策也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佛教中的一些教义可以束缚蒙古人的思想行为,削弱蒙古人的勇猛气志。因此,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过程中,蒙古政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蒙古族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部落战争,需要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藏传佛教的一些教义正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佛教反对滥杀滥宰,而古代萨满教相信人死后仍生活在死者的王国之中。对于那些已死亡的首领或贵族,一般都要由伴侣、仆人和所杀的动物来陪葬,去阴曹地府给他们作伴,为他们服务。在翁牛特、科尔泌等部还有这样的习俗:当某些贵族死亡之后,除了举行一些属于萨满教信仰的活动之外,还要在他们的墓中用奴隶和动物进行血祭,同时也用血来供奉代表其先祖宰牲来进行年祭和月祭。沿习这种习俗,自然要侵犯蒙古族人民的生命财产,破坏生产力。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废除杀奴隶和杀牲畜祭祀的落后习俗,提倡以乳酪等为供品,改变了萨满教陪葬仆人及动物的落后风俗。
蒙藏民族几乎都是游牧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样,共同的经济方式使两族有了更多的共性,文化生活上有着相似之处,相互之间容易沟通。13世纪初,藏族地区在经济形态上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在政治上长期以来处于割据分裂局面,互不统属,藏传佛教的各派别竞相扩展势力,争取更多的地产、农奴,同世俗领主集团的作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其中,后藏的萨迦派,前藏的噶举派都是影响较大的,他们都是弘扬佛教为宗旨,都以特有的修法,如:萨迦派注重“道果”,而噶举派注重“口传”的不同形式,以传统相标榜,又都面临着一种严重的局势,即伊斯兰文化在西藏南北西三方面的靠近———和田、喀什噶尔以及迤西的中亚地方早已伊斯兰化;印度佛教大受摧残,伊斯兰教已经植根于印度北部和东部。在这种情况下,藏传佛教各派沿着唐代青藏高原的古道向东北方向发展,先向西夏靠拢,随后则同新兴的蒙古取得联系,经过几十年的角逐萨迦派获胜,博得了元帝室的敬信和支持,跻升为全藏各教派的首席,掌握了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后来格鲁派在藏族兴起,索南嘉措和俺答汗的会晤;五世达赖和固世汗的会晤,以及固世汗于1645年给扎西伦布寺主持罗桑却吉坚赞大师封“班禅博克多”的尊号,都以利用外来的势力,巩固和发展各自的教派,这是从元朝以来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和惯性。因此说,蒙藏民族文化关系的构成自始至终都是以宗教和政治为经纬交织而成的。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背景不同,但宗教这一经线贯穿始终,或者说蒙藏关系历史长河的每一个高潮,都是由蒙古族的政治领袖汗王与藏族的宗教领袖法主来扮演的。从中各自得到不同的利益,即蒙古汗王从政治上巩固了权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藏族的宗教领袖,在政治上有了支持,大力提倡自己的教义,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因此说蒙藏文化关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和不断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