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于心为佛教 本分做好出家人

　　星云大师，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1938年于南京栖霞山礼宜兴大觉寺出家。出家70余年，在全球创建了200余所寺院，其中美国西来寺、澳洲南天寺、非洲南华寺、巴西如来寺等均为当地第一大寺。此外还创办了16所佛教学院、多所美术馆、图书馆和出版社，50余所中华学校等，先后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南天大学等。撰有《释迦牟尼佛传》、《佛教丛书》、《佛光教科书》、《往事百语》、《佛光祈愿文》等，总计2000余万字，被译成英、德、日、韩、西、葡等20余种文字。

　　2014年9月14日晚，在江苏宜兴大觉寺内，记者见到了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一袭黄袍、一串念珠，他满脸安详地坐着轮椅进入接待大厅。已入耄耋之年的星云大师，仍然思绪清晰、精神饱满，当天他在南京出席了两个活动，路上车旅劳顿，晚上特意挤出时间接受采访，让记者倍受感动。

　　一生弘法 尽好出家人本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生弘法，历尽艰辛。在您弘法最艰难的时候，支撑您的信念是什么?回顾您的一生，您有什么感触?

　　星云大师：坦白说，我没有觉得什么困难，我只是尽心而已。虽然在我一生的弘法历程中，遭遇到很多阻扰，但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家不能理解的，我就多做几次说明。比如，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建立西来寺时也不是那么容易，仅公听会就开了6次，协调会开了100多次，前后经历了10年时间才建成。回顾我的一生，我并没有很大的志愿，说要复兴佛教、福利天下，我不敢承担这许多慈心悲愿，但自从我出家以后，念念于心的就是“为了佛教”。为了佛教，我应该本分地做好一个出家人;为了佛教，弘法上的辛苦，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为了佛教，我要注意己身的威仪，行立坐卧要庄严;为了佛教，我要自我充实，不可以让人轻视出家人;为了佛教，我讲话要诚恳，不能任意乱说;为了佛教，有人批评佛教，我要写文章护法;为了佛教，我要办教育、办文化、办慈善事业等。其实这点小小的事业，也谈不上对佛教有多大贡献。为大众服务，就要尽我的本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出家70多年来，祈愿一直是您每天必有的修行。您为谁祈愿，不同人生阶段的祈愿有发展变化吗?

　　星云大师：过去的信者向佛陀祈愿，大部分都是向佛陀提出要求：请佛陀给平安、赐幸福，保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却很少关怀社会、关怀别人。记得20岁左右，我与一般人一样诚心祈福，祈求佛陀加持，赐给我慈悲、智慧、勇气、力量，心里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到了30岁，忽然感到自己太自私了，每天向菩萨求这求那，都是为了自己。我应该要为师长、父母、朋友祈愿，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平安。我想我应有所进步，不再自我索求，而是为别人祈求。

　　慢慢地，到了40岁，有一天反观自照，觉得还是不对。只是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祈愿也太狭隘了，应该要再扩大，又改为：希望佛陀为世界带来和平，为国家带来富强，为社会带来安乐，为众生带来得度的因缘。每次祈求完后，心中欣喜，觉得自己在修行上又更上一层楼了。50岁时，又觉得不够圆满，因为每次都要求佛陀去帮助别人幸福平安，难道我就不能向佛陀学习，为世界众生服务、为他们解除烦恼忧悲、为他们带来平安幸福吗?所以，到60岁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效法诸佛菩萨“代众受苦，难行能行”。于是我向佛陀告白：慈悲伟大的佛陀，让我来担当天下众生的苦难，您可以测试弟子是否能承受世间人情的辛酸冷暖，帮助众生安乐，实践佛陀的大慈大悲，学习佛陀的示教利喜。这时候我才真正觉得我的祈愿进步了。

　　“人间佛教” 增进人生幸福的教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针对佛教的迷信化与神鬼化倾向，过去太虚大师、印顺法师、赵朴初居士都主张“人间佛教”，您的一生也致力于推动“人间佛教”。什么是“人间佛教”呢?

　　星云大师：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弘法在人间。所以名为“人间佛教”，并不是说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也没有所谓新、旧佛教的分别，只要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有助于增进人生幸福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就是在家中父慈子孝，在社会上人我和谐，在国际间平等和平，人人本着佛法的慈悲智慧，彼此尊重包容，欢喜融合，真心实意相待，共创圆满自在的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推进佛教的现代化和人间化，您开创的佛光山做了哪些创新?

　　星云大师：过去的佛教总是提倡只要念佛、拜佛，未来就可以往生于佛国净土; 但我觉得不一定要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在当下就可以往生到佛光山来。因此，我在建设佛光山时心中就有一个理想——以一个人的人生为蓝图，把佛光山建设成一个“人间佛国”。把一个人的一生，包括生老病死和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切问题都纳入到我们的考虑中。

　　所谓“幼有所教，老有所终”，在育幼方面，我把孤儿院扩建到斯里兰卡、印度菩提迦耶、拉达克等地。我在巴西有200多位“如来之子”，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有许多善堂师姑，他们把领养的孩子送来佛光山，我也帮助这些孩子接受教育，为青少年成立小学、中学、大学。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400位青年儿女开始为社会服务了，他们有的做医师，有的做记者，农工商各界都有我们的孩子。为了让老人得到安养，除了在宜兰接办仁爱之家，在凤山代高雄市政府管理老人公寓崧鹤楼外，本山也设有佛光精舍。

　　此外，佛光山还为生病者设立了佛光诊所，方便寺里的众人、来山的信徒、游客，甚至附近的居民就诊;我们也设有云水医院，将医疗设备送到偏远地区义诊。面对往生的课题，我们设立了安宁病房，让临终者及家属都能得到安慰，建造万寿园公墓、七宝塔等，安奉往生者的骨灰，让亡者有所归，让生者安心。总而言之，佛教最重要的就是“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中国社会科学报》：1991年，在您的推动下，国际佛光会得以成立，迄今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协会，成为全球华人最大的社团。请谈谈您“佛教国际化”的理想及践行。

　　星云大师：佛教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一个地方的。佛教讲到时间，都说“无量阿僧祇劫”;讲到空间，则说“无量无边的世界”;讲到生命，即是“十方法界众生”。

　　我希望在空间上，“人间佛教”的发展，能把佛教带到“此世界、他世界、十方诸世界”;在时间里，能把佛教从过去、现在，带到此时、彼时和无限的未来;在生命间，能够广度一切众生，让普世人等都能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在全世界五大洲建立了好几百个寺庙，也影响了很多当地人士，他们虽然有的信仰其他宗教，不过有了佛教平等、慈悲的观念，心地会更加柔和，也让他们从中受益。

　　推行佛教国际化，首先需要过语言关，所以我们的僧徒学习各国语言，英文好的派到讲英文的地方去讲授佛法，法文好的派到讲法文的地方去说法，韩文好的派到韩国。掌握各种语言对发展国际佛教非常重要。

　　兴办教育 提升社会和国家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全世界创建了数十所佛学院和大、中、小学，还在中国大陆捐建了100 多所希望小学。您从事教育事业的初衷是什么?

　　星云大师：我从小没有受过正规教育，12岁出家以前断断续续上过私塾，但加起来不超过两个月。出家后的近10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劳动服务中度过，偶尔有老师来为我们上课，但次数不多。

　　直到十七八岁时，我进入栖霞律学院就读。幸运的是，老师派我到图书馆管理图书，于是就利用这个机缘，阅读了不少书籍，如梦初醒般地发现人间竟还有这样的宝藏。

　　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气质、提升人的思想，给人能量，健全自己，今后更好地服务社会。教育不昌，国家衰微;教育普及，人才辈出，国家一定兴旺。同样，如果佛教有人才，也会兴旺。我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也自不量力地觉得应该要发心，替佛祖普爱众生，多办一些教育。于是就办了很多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我不是很热心于传教，但却热心于办教育和推动文化发展。我们作为出家人，办教育不只是为了佛教、为了普度众生，而是为了让整个社会、国家的力量得到提升，这才是我们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开创的佛光山也一直致力于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工作。在您看来，寺院应该发挥怎样的功能和作用?

　　星云大师：寺庙本身就有教育的功能。寺院和学校一样，要给予民众一种道德的教化、慈悲的教化、人民团结的教化，教人为人、处事、爱国、爱家的道理。另外，寺庙也是人生的加油站，有苦恼了，没有办法解决，到寺庙里跟佛礼拜一下，便得到了启发，增加了勇气，让人又有信心可以走更长远的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成立了多所佛学研究院、出版机构，编纂出版了大部头的《佛光大藏经》、《今日佛教》、《人生》等书刊。您所创建的大学、研究院、出版机构对佛学研究起到了哪些推动作用?

　　星云大师：宣扬佛法是我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利用电视台、电台、报纸或出版社来宣扬佛法，这是狭隘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宣扬道德，宣扬做人处事，宣扬社会和谐，宣扬慈悲、和平、平等、互相敬爱。

　　说到《佛光大藏经》，过去的藏经本子都是木刻的，没有标点，也没有分段，一般人看不懂。所以，我就自不量力于1977年成立了“大藏经编修委员会”。如此浩大的工程，编纂起来确实很艰难，但艰难的事总要有人做。不只是我一个人，有好多人一起工作，包括佛光山早期赴日留学的硕士博士僧、佛光山佛学院的研究生和南华、佛光大学的硕士、博士以及学者等。

　　迄今我们已经花了30多年的时间做编纂工作，断句、考证，快要完成了。也陆续出版了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等198册，其中入藏编纂的典籍374部，存目1023部，研究专文39篇，流通于中、日、韩、英、法、德、美、澳等国。除了《佛光大藏经》外，我们也编纂了白话经典，出版了《中国佛教经典宝藏》以及杂志、通俗小丛书，让大家接受佛法，看懂佛学，从佛学中受益，增强大家在为人处事上的认识和信心，我们要把佛教普遍化、通俗化，甚至生活化、人间化，这方面中国各个大学的教授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文化弘法 借文学弘扬佛学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佛教与文化间的关系。

　　星云大师：佛教发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在中国的2000多年间，佛教和中华文化水乳交融。我们的生活、语言等深受佛教影响。例如，在语言上，人和人之间的讲话会不自觉地运用到佛法的相关名词，如往生、因果、缘分、三千大千世界、不要造孽等。另外，佛教建筑方面，如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石窟，都是中华艺术的瑰宝，名扬世界。再者，佛教对人民的教化，如“因果报应”思想，对促进社会和谐也起了很大作用。

　　中华文化离不开儒释道的文化。因此，中华文化要复兴，就要重视和发扬儒释道的内容和中国历史。未来的中国，必定要循着过去中华文化的轨道，创新和光大中华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撰有《释迦牟尼佛传》、《迷悟之间》、《百年佛缘》等专著，共计2000余万字，被译成20 余种文字。请您结合您自己的文学创作谈谈宗教与文学的关系。

　　星云大师：佛教里的很多作品有文学的外表和哲学的内容。如《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金刚经》等佛经的文学意味非常浓厚，但在内容上，又有哲学对人生命和内心的探讨，甚至不只探讨前世今生，也探讨未来生命的何去何从。此外，一些高僧的诗偈清新隽永，在文学上也拥有很高的造诣。

　　我个人常常觉得，好的文学作品和讲话不一样。讲话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大不了几百几千个人听，但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在当时当地造成广泛的反响，甚至能超越时空、影响无限。因此我倡导文化弘法，把佛学和哲学、文学结合在一起，用文学形式去弘扬佛学的理论。我个人才疏学浅，对佛学没有很精深的研究，也不敢说有很多文学创作，只是努力践行对佛法的宣扬，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的兴衰，我们出家人也有责任。我本着出家人的责任，几十年来不断写文章。没有办公桌的时候，我的大腿就是我的办公桌，在火车上、飞机上，甚至伏在地上也能写作。我今年88岁，写了几十年，出版了几百本书，我的理想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可以说，我在这方面也尽了一点小小的责任。

　　“五和”助两岸有序和平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也有“执著心”，一直念念不忘两岸关系，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友好往来。未来如何促进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

　　星云大师：两岸关系本来应该很简单，因为两岸虽然一水之隔，但都是中国人，大家同文同种一家亲。我认为未来两岸的关系可以重在谈“人”。人做朋友来往，互相访问，互相交换教授、学生，你来我往，我往你来，来来往往，大家就是一家亲了嘛。

　　在我看来，“五和”可以帮助两岸之间有序和平发展。所谓“五和”，首先是“自心和悦”。两岸间要像兄弟一样，人民要从心里相互尊重友爱，彼此心里和悦，和平自然水到渠成。其次是“家庭和顺”，恢复家庭的礼节，重视伦理的建设。因为家庭和顺，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再次是“人我和敬”，现在两岸之间交流愈来愈密切，无论是朋友之谊、商贸互惠，都建立了正向的关系。若双方彼此和敬互爱，加强来往，到最后两岸一定是一家亲。如果做到了“自心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敬”，就能“社会和谐”，进一步追求“世界和平”。

　　星云语录

　　人是依靠因缘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应该多多广结善缘，因缘愈多，成就愈大。有时一句好话、一件善事、一个微笑，都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成就大好功德。所以，每个人都不能轻易放弃任何结缘的机会。结缘，使我们的人生更宽阔，前途更平坦。积德结缘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根源。

　　说话，要四平八稳，对于各种人事关系要顾念周全，要有全方位的认知;做事，前因后果、左右关系，也要有全方位的知识。所谓“全方位”，在时间上要“竖穷三际”，在空间上要“横遍十方”。对宇宙人生有“全方位”的了解，对世道人情有“全方位”的认识，如此做人处事，方能“全方位”的面面俱到。——摘自《迷悟之间》